番薯

　　當看到《公司：對利潤與權力的病態(tài)追求》的新書封面時，第一個想到的竟是中國平安。

　　說實話，我個人并沒有享受過平安的優(yōu)質服務，但也由于受到媒體報道和形象廣告的“沖擊”，想象這樣一家優(yōu)秀企業(yè)，頭頂上應該戴著天使才有的“光環(huán)”；不幸的是，好企業(yè)的背后還可能拖著一只魔鬼的“尾巴”。

　　對于平安下道德判斷的可不是我，而是身邊不少最近對平安滿腔憤怒的朋友們。

　　緣起1月21日，中國平安“趁熱打鐵”宣布增發(fā)方案，1492億元的總融資額把投資者嚇壞了。結果如下，當日平安A股開盤就奔跌停，成為市場公認的股市“1·21暴跌”的元兇；接著22日再一個跌停，100元股票只兩天就落到了80元以下徘徊的地步。

　　公司統(tǒng)治了一切

　　按照一位投資高手此前的話：“平安是家好公司！”可好公司增發(fā)，市場卻“用腳投票”。平安是一家好公司，業(yè)績好，形象也好，而且目光也“遠大”。上市還沒有多久，為了更偉大的目標，也就是“成為國際領先的綜合金融服務集團”，決定繼續(xù)向市場伸手要錢。

　　對利潤與權力的追求有沒有錯？平心而論，從市場行為來分析，不能對平安做任何指責。難道我們的輿論不是每天都在呼吁中國多出一些偉大企業(yè)嗎？要偉大，一是要夠大、二是要夠賺錢不是嗎？平安增發(fā)，可不就是為了這樣偉大的目標嗎？一個為了偉大目標的實踐為什么會讓市場發(fā)出“不道德”的指責呢。

　　“公司到底是天使還是魔鬼？”《公司》一書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悖論。思考這樣一個悖論，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yè)通過股份制改造上市后變成世界第一第二市值的公司的今天，顯得格外重要。我們到底要“公司”發(fā)揮怎樣的作用？經濟的還是社會的，每一個方面要走多遠？這里沒有什么標準答案。

　　《公司》的作者喬爾·巴肯是一位法學權威，在他的批判性視野里，短短150年間，股份公司就從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膨脹成為當今世界最具支配力的經濟組織形式，“今天的公司統(tǒng)治著我們的生活，決定我們吃什么、穿什么、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公司就像當年的教會或者君主一樣，擺出一貫正確的、全能上帝的姿態(tài)，用輝煌的建筑和精致的陳設來制造自己的光輝形象。它具有人的權利卻沒有人的道德感，惟利是圖，剝削成性”。

　　我們可以體諒巴肯為什么要把話說得這么極端，因為在大眾輿論中，只有極端的表白才能引起公眾的重視和反思。公司真有這么大的問題嗎？可以說，《公司》所指出來的一切概念都言之有理，比如公司是一部“外部化的機器”、“民主有限、公司無限”等等。《公司》還為我們描述了西方股份公司在其成長過程中，為了減少社會摩擦，不斷為自己披上新的外衣的過程，所謂“舊的公司、新的形象”。

　　這種形象外衣無所不在，但公司的制度化本質卻難以改變。不少偉大的公司出問題時，它的形象就會原形畢露，但是作為強大的制度產物，公司很快又通過巧妙的公關戰(zhàn)役扭轉了社會輿論的不利影響。公司具有的強大財力人力物力，還可以讓其得以掃除一切擋住他們去路的障礙，包括限制公司自由剝削人們和榨取自然資源的管制措施，結果是法律保護勞動者以及保護環(huán)境免受公司行為損害的能力大大減弱。這樣的事情在中國已經由于《勞動合同法》的實行而集中爆發(fā)，讓員工集體辭職，然后重新上崗，其中少不了那些響當當?shù)墓�司�?/p>

　　市場真的完美嗎

　　不過，我們真的需要如此苛求公司嗎？難道公司不是人類經濟歷史上最偉大的發(fā)明嗎？它以“有限責任”的方式集合了社會的財富，去從事風險更加巨大同時回報也巨大的人類進步必須的開拓性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司制度本身就是人類最巨大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