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多少人敢披露自己的個人收入？在最多高達45%的稅率面前，沒有多少人敢披露自己的收入，特別是有著金融投資需求的較高收入者。中國的金融業要發展，卻連需求有多大、需求有哪些也不知道，因為社會有著金融需求的這類人士，其收入及需求信息高度不透明。

　　市場的發展需要需求來拉動，這恐怕是發展市場經濟的鐵律。如果我們不能釋放需求，就是發展再多的機構投資者也沒有用。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將全國人的投資需求集中在一兩種少數的投資品之上，而龐大的金融需求始終無法多樣化。

　　因此，當我們僅僅把眼光放在金融管制的開放之上，還遠遠不夠，我們不僅需要釋放機構創新金融產品的動力，更需要首先解放民眾的金融需求，沒有民眾作為客戶基礎的機構是無法生存的。

　　個人收入信息的不透明帶來的弊端并不止于此。在住房投資領域，人們為了避免個人收入被稅務機關知曉，很多人將不得不貸款購房，使得貸款需求虛假膨脹。實際上，如果這些人能夠將資金投入住房，一次性付款，這也將在一定程度降低社會上的資金流動性。而現在，這些人士更多只能是手中持有大量現金，并被迫在股市中還采取“拖拉機賬戶”進行操作。換言之，高個人所得稅的體制等于在逼迫很多人進行“暗箱操作”。

　　如果中國的企業所得稅像個人所得稅一樣高，我們將難以想象中國還有多少企業會有投資激情；如果中國的外資像個人所得稅一樣高，恐怕現在的外資存量就不是1萬億美元了，百億美元也很難超過；如果中國的出口沒有退稅，中國的出口也將不再是現在的萬億美元……那么，中國的個人又如何可能在現在的個人所得稅體制下，煥發出高度的投資和消費熱情？

　　扼殺個人創造熱情和投資熱情的個人所得稅體制早就該放棄了。一如安邦集團策略分析師陳功所言，“在現階段完全免征個人所得稅，才是硬道理。”我們很難想象擁有超過13億人口的中國，將可能為未來的個人所得稅為主的稅收體制，付出多大代價的征稅成本。2005年，為了3萬億元的稅收收入，花去了1900億元人民幣的成本。以這樣的效率而言，將納稅單位數量成數十倍放大之后，不知道中國將來要為個人所得稅花去多大的成本。毋庸置疑，極低效率的結果將是巨額的成本費用支出。我們有什么樣的理由用如此高額的成本，來維護一個抹殺個人投資熱情的所得稅體制呢？

　　如果有人擔心公平問題，那也大可不必。因為現在一年兩千多億的個人所得稅收入中，大部分就是從工薪階層征收過來的。

　　以《中國統計快報》的數據來看，其中統計在職人數1億多人，工資總額一年大約能到2萬億元，人均工資2萬元不到。用我們所得稅的扣除額來簡單推算，這一億多人貢獻的所得稅就可以達到1500億元以上。這也表明，中國的富人，有太多的途徑可以規避個人所得稅的高稅率。再說，稅收體制并不是只有個人所得稅一種可以調節社會公平的稅種，消費稅作為另外一種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的稅種，就可以被大加利用。

　　現在中國正處在稅制體制改革的熱議期間，有關個人所得稅能否在未來中國稅收體制之中占據最主要的地位，是個非常值得探討的話題。不論最終能否真的放棄這一稅種，我們都認為，從社會公平、效率提高的兩方面角度而言，中國都應該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

　　(作者系安邦集團研究總部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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