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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胡勁華
2005年12月7日，北京寒冷的空氣中有一些干燥。
這天是記者與柳紅約定的拜訪之日，她的兒子，從死亡抗爭中暫緩了一口氣的子尤已經回到了北京大學燕北園——他成長與學習的地方。
家里像個圣誕Party
約定的時間是上午9點，記者趕到北大已是9點10分。
她家的客廳到處貼著子尤小時侯的照片，一縷陽光從陽臺越過書房照射進來，屋子里很溫暖，子尤在穿衣服，柳紅幫他整了整衣角。兩人眼神對望，有一種默契。
如果不是掛在廚房里的中藥包，你一定不會想到，一頭黑發有些搖滾青年模樣的子尤會是一個跟病魔做了兩年斗爭的人。
“爸爸在的時候，媽媽可不敢這樣布置房間，現在這樣挺好，像開圣誕Party.”子尤“騎”著輪椅慢慢轉了出來，他的身體還很虛弱。
他1米8的身子蜷在輪椅中，文弱的樣子與他筆下文字的張狂有天淵之別。
愛的力量
2004年6月，快14歲的子尤被確診患有惡性腫瘤。
柳紅大驚失色，她在無限痛苦后作出了理性的決定：自己先研究孩子的病情，并積極參與選擇治療方案。
“我不能讓兒子死在手術臺上呀，我可能得不到最好的結果，但我要做出最佳的決策。”
回憶當初或緊張或果斷或倉促的決定，柳紅像在講述一個好朋友的故事，偶爾發出幾聲笑聲。
事實上，子尤現在的名氣比柳紅大，他發表在《南方周末》上的《讓我心痛的妞妞》，以及他最近出版的《誰的青春有我狂》，都讓我們認識到一個天才小作家的存在。
子尤的成就，是與他的母親分不開的。“當沒有人可以依靠時，一切只能靠自己了。”子尤病發前不久，柳紅結束了13年的婚姻，“婚姻帶給我的幸福、痛苦和傷害正在隨風飄逝，惟有兒子——這一婚姻的創造，翻新著我的生命。”
當一個女人噴發出的能量和毅力超越我們的想象時，那是因為愛——多半是母愛。
無法忘懷的一天
2004年3月24日，是她永遠都無法忘懷的一天。
“一個小孩打來電話說，阿姨，子尤得病了，讓你來一下。我以為是頭疼腦熱什么的，就去找病歷證件，過了一會，他的老師打來電話讓我什么也不要找，只要去就行了，聲音特嚴肅。我就趕快去那里，學校老師一站一站像放哨似的，見到我之后也不說什么掉頭就跑。一上二樓，就看到孩子斜靠在一個老師身上，艱難地喘息著，事后得知可能是瘤子破了出血。很快救護車來了，趕到海淀醫院，照了片子，右肺有巨大的陰影，做了CT，化驗結果出來是巨大腫瘤。”
當天，一封“柳紅急告”的郵件發送給了柳紅幾位常聯絡的親朋好友，“今日子尤在學校出現險情，我趕到時看到的是一個生命垂危的兒子，其慘狀難以言喻”。
“第二天早上，我去腫瘤醫院掛了專家號。我跟著孩子進去，專家說小孩出去，把家人叫進來。當時子尤人小無依，就在外邊看那些宣傳畫。”醫生告訴她，這是淋巴瘤，不能做手術，需要先穿刺做診斷，“這比頭一天我知道是腫瘤更嚴重了，是惡性腫瘤，大夫開了一個住院單，我遞進去就在門口找了一個長椅讓兒子躺在那里等，后來一問，才知道要等很長時間，子尤隨時會窒息，這可等不了。”
于是，柳紅又拿著片子找到另一個胸外科的大夫，剛下手術臺的大夫被柳紅攔住了，他告訴柳紅，這是老百姓說的惡性畸胎瘤，如果有思想準備下不了手術臺，現在就可以住院手術，不然就別住院。
“24小時內，我得到了嚴峻的結果，我怕手術會立刻失掉兒子。但是，我需要第一要住進醫院，第二要給我一點時間，讓我知道兒子得了什么病。”
決策必須最佳
“每走一步都不容易，也許結果不是最好，但我的決策必須是最佳的。”柳紅感慨地說。柳紅把子尤的病當做一個研究來做，專門制作了幻燈片，然后她找了幾個朋友在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那里討論決策。
吳老的女婿彭定對柳紅說：“你身上有兩個角色。作為媽媽，你可以著急；但你也是對于病情和如何治病最清楚的一個人，雖然你不是醫生。事實上，是你在引導著整個治療的過程……。”這種說法使她感到了有別于母親的另一種神圣職責。
他們最后的決定是“先化療后手術”，這和國內“先手術后化療”的傳統方式恰恰相反。柳紅有什么能力以一個外行的身份，來說服內行的醫生？為了說服醫院，她再次想到了吳老，她希望吳老能出面和大夫在周末見一次面。
很快，周老師就約好了吳老。“吳老師那個時候特別忙，那天回到家已經是晚上9點多”。談話從晚上9點多鐘持續到深夜，吳老一直在細心地聽，并不時地詢問細節。
他們約好第二天和醫生會談，讓柳紅極其感動的是，第二天吳老竟拿出昨天開夜車細心研讀的那篇重要論文，把關鍵處標識出來送給醫生，并一再強調有關章節。
柳紅的第一個重要決定就此付諸實施了。子尤開始了化療。化療完了，柳紅打算繼續留下來做手術。可是柳紅的朋友認為要為孩子著想，還是應該經過論證再選擇手術大夫。于是柳紅專門找了三家不同醫院的三位大夫，聽他們談各自對手術的看法。“我請了一些人在吳老師家開了會，最終大家確定選擇301醫院的孫大夫。”
經過三次化療的子尤終于要進手術室，2004年6月25日，子尤被推進手術室。此前，柳紅找了很多國外資料與手術大夫進行研究。早上11點鐘子尤進手術室，晚上8點才被推出手術室。孫大夫拿著2斤多重的腫瘤和右肺上葉給柳紅看，說切得很干凈。柳紅感激地擁抱了主刀醫生。6月29日，柳紅將真相告訴子尤，子尤說：“我不害怕死，這么好的故事，你都不告訴我。”
到底還有多少個類似的決定，柳紅自己也數不清了。但有一點貫穿始終的是，柳紅的每一個決定都基于認真的研究，她再三權衡利弊，然后矢志不渝。這是她的性格，正是因為這種性格，讓柳紅和吳老在事業上達成了天然的默契，這種默契在他們之間早已變成了一種習慣。
柳紅十九“告”
“病房的窗外桃花盛開，子尤說要采下來寄給朋友，我回家，子尤總叮囑我給花樹澆水。我們雖然還在困境中，但是心懷希望地過每一天，隨時隨地感受幸福。這幸福不同于常人，它來自于子尤能進食，能喝湯，化驗結果好。我和兒子每天24小時在一起，還有朋友們巨大的關心和愛。”
每隔一段時間，柳紅就會寫一封電郵給那些關心子尤和她的好友。現在已經寫到十九“告”了。《柳紅急告》牽動著所有為這對母子擔憂的朋友們。
“當我試圖用‘堅強’之類的話鼓勵他時，他會反應非常強烈地說，‘我是什么人，還用跟我說這些！’。在他面前，我是‘弱者’。我只有盡力為他做能夠想到的一切。”這是柳紅十“告”里的文字。
她告訴我們：“許多爸爸媽媽常常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忽略了和孩子一起成長的機會，多么遺憾。而因為病，我可以日夜守候我的兒子，分享他腦子里的奇思妙想，分擔他身體的病痛，又是多么幸福。朋友們常說我辛苦，其實，能夠為兒子做事，就是天大的幸福。”這是一個母親最美好、最無私的愛，對于她來說，替兒子做事情的本身，就是她最大的幸福與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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