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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灣里的舊夢五味雜陳，苦茶庵里的嘆息，直到今天仍余音絲絲。在北京，曲折的胡同稱為“八道灣”。觀照周氏兄弟的一生，“八道灣”三字真是一語成讖
□唐濤
魯迅在北京的八道灣舊居早已淡出人們的視野。畢竟，在這里他住了不到4年。然而，
八道灣里的舊夢卻讓人五味雜陳：阿Q出世、兄弟失和、文革批斗……苦茶庵里的嘆息，直到今天仍余音絲絲。
在北京，較寬的胡同叫“寬街”、窄的叫“夾道”、斜的叫“斜街”、曲折的則稱為“八道灣”。觀照周氏兄弟的一生，八道灣三字真是一語成讖。
周作人的八道灣
對于一個在京的外地人來講，拿著地圖找“八道灣”實非易事。由于門牌號有些模糊，為了確認，我指了指八道灣11號院問納涼的老人，“這是周作人的故居？”老人脫口而出說：“魯迅，是魯迅的老房子！寫阿Q的地方！”語氣里透著一種糾錯的使命感。
踏進11號院，未見主人。這院子本是魯迅將紹興老屋賣掉后用所得的1000多塊銀元購置的。這是一套三進的四合院，共有20多間房子，為了這個新居花費4000塊銀元左右。當時，兄弟倆月收入共600多塊銀元，房價相當于他們7個月的薪金總和。房屋最初有契約，全部房產分為四份，三兄弟每人各一份，老夫人一份，上下三輩人都住在這里：魯迅住前院南房，老夫人和朱安住中院北屋，周作人夫婦及子女住后院�，F在的后院和中院改動不大，但也有修葺過的痕跡。
魯迅在1923年就離開了八道灣，而周作人一生卻都留在這里。八道灣確實是周作人的八道灣。縱觀周作人的一生，1945年以后，他一直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撲朔迷離，兄弟反目
在周氏兄弟共處一院時，八道灣11號儼然是一個學者的高級沙龍：周氏兄弟先后邀請過蔡元培、胡適、沈士遠、沈尹默、張鳳舉、徐耀辰、孫伏園、郁達夫等名流來此歡聚。據沈尹默回憶，“五四”前后，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每逢元旦，八道灣周宅必定邀請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仁，有時不免臧否當代人物。
兄弟間的歡快共處一直持續到1923年的7月。是月18日，周作人給魯迅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魯迅緣何搬出八道灣，周作人當時是何心態，兄弟失和與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多少關聯，這些年諸多著作已經寫得夠詳盡了。但，這畢竟是家事。親兄弟失和，當母親的都搞不明白，她對鄰居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
奇怪的是，兄弟倆誰也不作解釋。在當時，倒是魯迅的同鄉、同學兼老友許壽裳說了一句話：“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周作人后來與友人的通信中曾暗示一旦解釋開來，對魯迅和他本人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羽太信子為什么不愿和魯迅同住，也就成了一個謎團。
更奇怪的還在后面：已經搬出八道灣的魯迅于1924年5月回八道灣取書，兄弟再次發生沖突。沖突中，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沒有擊中……
一個月后，周作人發表文章《破腳骨》，把流氓無賴考證個底朝天，知情者說，文章是暗諷魯迅。此后，魯迅作《鑄劍》，用“宴之敖”(“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驅逐出去”之意)為筆名，宣泄內心的情緒。
半個世紀，一個“苦”字
周作人的書房原叫“苦雨齋”，后更為 “苦茶庵”。從1919年搬進八道灣11號院至1967年周作人辭世，近49個年頭。半個世紀的風雨，知堂用了一個“苦”字就給打發了。
抗戰期間，周作人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關鍵的決定：出任偽職。盡管后世有諸多說法來論證周作人的無奈，也有學者稱周作人“曲線救國”，但是我們能夠看見的事實是：周作人成了漢奸。
抗戰勝利后，八道灣的房產被國民黨政府沒收。但從處理的結果上看，仍然是按照魯迅契約執行的，僅僅罰沒了屬于周作人的那三分之一。前院由國民黨的部隊占著，部分后院仍留給了周作人的家屬，實際上他們住的是產權屬于魯迅和周建人的那部分房屋。當從南京老虎橋監獄刑滿釋放的周作人再次回到“苦雨齋”時，已是心力交瘁。
解放后，北京市政府房管部門接管了這所院子，原來駐進的解放軍退出，許多住戶搬了進來，這里從幽雅的四合院變成了一個大雜院。周作人按規矩每月交納租金。為了維持生計，他仍然為一些報刊寫文章，間或做些翻譯。
與兄弟失和一樣，周作人沒有為“漢奸”之名辯解什么。將“苦雨齋”更名 “苦茶庵”則可看出他的心境：望苦雨，不如飲苦茶。在任偽職期間，有一次他曾對友人形容自己的心態：“我現在好比是站在戲臺上場門邊看戲的看客�！�
用“苦”字形容周作人最后的歲月十分貼切。不知是刻意使之，還是無意為之，周作人晚年花了大量的心血去研究魯迅筆下的人物，這為研究魯迅的學者提供了無比寶貴的資料。我們無法想象周作人是帶著怎樣的心情去寫這樣的文章。
1966年，文化大革命掀起巨浪，周作人抱著多病之體瑟縮在墻角一隅，紅衛兵甚至不準家人送飯給他，他已有心絕氣死之感。他提筆給章士釗寫了一封求救信，章士釗派了他的秘書王益和前來致意，但并未說什么實質性的問題。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了卻了他多難的一生。此時他身邊凈無一人，骨灰也沒有獲準收取，如今這靜悄悄的八道灣，正應了那一句“聲銷跡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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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嬰：這里不算魯迅故居
□曉棠
作為魯迅之子，周海嬰對八道灣本來很有感情，他曾經與朋友來到八道灣附近，被告知房子近在咫尺，他就非常高興地走去看。當時周作人還在獄中，家中只有羽太信子，第一次見到周海嬰的羽太信子，竟對晚輩破口大罵，使周海嬰頓時厭煩，從此再未登門。
后來，周海嬰在他所著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對八道灣有過這樣的說法：“前一陣有人提議要保留八道灣的魯迅故居，我感謝愛護父親遺跡的好意，但我和建人叔叔的后人都以為大可不必。八道灣的房屋以北房最佳，而父親本人根本沒有享受過，而苦雨齋又與魯迅不搭界。他早年住過的屋子，又都破損不堪，而且聽說現在也不是原屋了。要說北京的魯迅故居，西三條才是。因為這是他用自己的錢獨立購買的，并且也是居住過的。由此可見，保護八道灣實際等于保護周作人的苦雨齋。那么，漢奸的舊居難道是值得國家保護的嗎？”
他回憶說，魯迅去世僅幾個月，周作人竟私自換寫了一份契約，將戶主姓名變成他自己，還找了幾個“中人”簽了字，企圖獨吞這套房產。這份契約是被許廣平的朋友偶然發現并拍照留下，直到他要編《許廣平文集》，才發現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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