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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黃一琨/文
1948年9月1日，又一個記者節到來了。然而此時，《大公報》主筆王蕓生卻倍感壓力。報社總經理胡政之在實現了《大公報》香港版的復刊以后一病不起，報社重任幾乎由王蕓生一肩擔當，更重要的是，《大公報》繼續走自由主義道路的主張并不見容于兩大政黨，在緊張的時局面前顯得左支右絀。
對此，胡政之在《大公報》港版復刊詞中寫道：“現在政治的不安，經濟的動蕩，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現象。兩極端的政治思想熱烈地斗爭著，相互激蕩著，最受苦的是愛好和平、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這些人的環境與中國民眾所處的地位正復相同。”
盡管是記者的節日，但是言論自由的空間正在極度萎縮。國共和談破裂以后，三份著名的進步報紙《文匯報》、《新民報》和《聯合晚報》被查封。出身于《大公報》，在《文匯報》“主持筆政”的徐鑄成以及因為時政報道而聲名鵲起的《新民報》記者浦熙修都被迫離職。
徐鑄成的《文匯報》正如徐本人一樣，是一份倔強的自由主義報紙。在過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市長吳國禎還能對這份報紙“保持一份西方民主態度”。徐鑄成的日記里記載著，吳國禎曾經多次約自己談話，而徐鑄成“率直與之辯論”。還有幾次，吳國禎打電話質問徐鑄成某一新聞來源，而徐鑄成回答說媒體要謹守新聞道德，新聞來源必須保密，有什么問題自己負責。無可奈何的吳國禎只能說“再見”，掛上電話。
但是到了1948年，面臨經濟崩潰和軍事失利的雙重壓力，國民黨政府對直言不諱的自由媒體施加著前所未有的高壓，上海市新任黨部主任的到來，使得《文匯報》的命運急轉直下。
在《文匯報》被查封以后，徐鑄成曾經去南京多次活動，但是無功而返。夢想破滅的徐鑄成對當時的《人物雜志》談了對中國新聞界的看法：“中國之有近代報業不過百年歷史，雖然在內容上和技術上還很落后，但近幾十年來，的確有不少志士仁人如孫中山、梁啟超、宋教仁、于右任、邵力子諸先生投身新聞界，奮如椽之筆，啟迪民智，開創革命先河。”
但是現狀卻是，一些報紙“對于血淋淋的事實都加以抹殺，反口噬人。這對于下一代青年記者養成不顧真理，歌頌暴力不以為恥，反以說謊為當然，這影響太大了！新聞界的遭遇，的確是空前未有的沉重，然而即使如此，也未必可以作為噤若寒蟬或顛倒黑白的理由”。
隨后，徐鑄成前往香港繼續出版《文匯報》，并且約請浦熙修為報紙撰寫《南京通訊》。
盡管當局不許浦熙修再以記者的身份活動，但是她有廣泛的社會聯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中文秘書傅涇波、立法委員于振瀛、陳建晨以及一些新聞界的朋友，都愿意同她交談，提供一些信息。每星期，她從報紙上找出一個反蔣的主題，加上采集到的信息，歸納分析，寫成一篇通訊，經由上海寄往香港。
這一年，《文匯報》香港版以青函(青涵)署名，連續發表了浦熙修的一系列文章《是王牌么？改革幣制內幕》、《濟南失守前的南京》、《濟南易手后的南京》、《幣改的掙扎》、《暮秋南京》、《今日南京》、《金圓券的下場》。
與之相比，王蕓生和《大公報》的夢醒得更晚，更痛苦。這張以“民間報紙”、“獨立言論”、“客觀報道”、“誠以待人”作為辦報方針的著名報紙，在用人方面一直堅持兼容并包、無黨無派、唯才是舉，對于持有共產主義信念的記者并不加以妨礙。1931年《大公報》第一個中共地下黨員吳硯農身份泄露，胡政之安排他去日本留學，并兼任駐日記者。而早在1938年3月，《大公報》最著名的記者范長江就參與發起“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這是中共地下黨領導下的左翼組織，對此報社也從未干涉。
但是在報社的政治取向上，尤其在國家命運即將發生轉折的時候，王蕓生仍一直堅持“中道而行”，他認為今后國際大勢將走向兩個世界：一個是英美集團世界，另一個是蘇聯集團世界，而中國切莫一邊倒，不應該甘作附庸國，自毀國格。
在1948年記者節這天，王蕓生為《大公報》撰寫了社評《九一之夢》，表達了他對中國新聞事業的構想：“理想的夢，最終會圓的。”
王蕓生說：報是五顏六色的。這不是說報紙的顏色，而是說報紙的內容。種種樣樣的報紙，數不清的種類，有的屬于政府黨，有的屬于在野各黨派，有的代表大企業家的利益，也有的代表中產階級或勤勞大眾的利益。這許多報紙，七嘴八舌，各說各的話，只要言之成理，百無禁忌。除了觸犯了刑法上的誹謗，要防被侵害者控訴而被法庭刑訊外，此外絕不會有封報館、打報館、抓記者甚至殺記者的事。
曾經上廬山為蔣介石講解中日關系史，也曾經因為評述河南饑荒的社論《看重慶 念中原》得罪蔣介石，導致《大公報》被停報三天，現在的王蕓生已經對國民政府深感失望，在報紙上，他為《文匯報》等報紙的被查封多次呼吁，因此不斷觸怒當局，遭到國民黨報紙的圍攻。記者節到來了，但是王蕓生卻在痛苦中尋求出路。
就在此時，《大公報》駐美國記者楊剛回國，與同王蕓生同事多年并在《大公報》任專職社評委員的李純青一起，代表中國共產黨對王蕓生做工作。一連幾天，王蕓生將編務托付他人，早早回家，與楊剛、李純青等多次長談。
李純青后來在《戰后〈大公報〉見聞》(原文登載于《經濟新聞研究》第23期)一文中回憶說，1948年仲冬，自己好幾度登王公館之門，跟他深入談心。夜茫茫。李純青覺得，王先生好像老衲垂下眼簾，靜坐在燈光照不到的地方，連說話都叫口吃吞掉了一半意思。
有一次對話如下：“沒有出路了！”他喟然長嘆。“想想辦法吧——柳暗花明……”
另一次：“國民黨完了！”王蕓生說。“為什么不找共產黨呢？”李純青說。王感到奇怪，朝李純青瞅了一眼。
又一次：“共產黨不會要我這樣的人。”王自嘆。“不見得吧！”李純青建議王蕓生仔細想一想，過去《大公報》做得對不對，今后走什么道路好。他表現得不耐煩，對李的游說不感興趣。
夜茫茫。李純青又上王公館去。經過多次交談，李摸到了他的脈搏，劈頭便坦率地說：“王先生，我問你，你愿不愿意到解放區去？”王聽了此話，瞳子忽然閃亮，但隨即露出疑惑的神色，問：“誰叫你問？”李回答說：“這你就不用管了。”王蕓生接下去說：“共產黨可不要我啊！”
“如果共產黨要你呢？”
“那絕不會，不可能的事。”
隔了幾天，李純青又去探望王蕓生，極其鄭重地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請你參加新政協會議。”
王蕓生驚愕地直視著李純青……不一會兒又鎮靜下來，輕輕地問：“你說，是誰邀請我的？”
“毛澤東主席。”李毫不猶疑地直說。王蕓生沉默良久，顯然不相信李的話。以后李純青才知道，他偷偷地向某民主人士打聽，證實李言不虛。然后王蕓生向李純青表示：“甚愿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報》。”
1949年，在北京召開的新中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王蕓生見到了同樣作為新聞界代表出席會議的徐鑄成、浦熙修、楊剛以及擔任《解放日報》社長的范長江。
但是，這群篤信新聞自由的記者們在后來慘烈的政治風云中卻紛紛成為“舊聞記者”，接受批判、寫交待材料幾乎成為他們后半生主要的工作。
王蕓生被迫寫下了“自我討伐”的長文：《1926年到1049年的舊<大公報>》，將污水不僅潑向自己，還潑向自己一向敬重的報紙創始人張季鸞先生。
在反右斗爭中，《文匯報》北京辦事處的10名記者中劃為右派分子的有7人，其中包括浦熙修。1958年春天，浦熙修被撤銷了新聞界的一切職務，只保留了全國政協委員與民盟中央候補委員的職務，二十年新聞記者的生涯，就此終結。1970年，浦熙修病逝于北京醫院急診室的走廊里。
1957年10月7日，楊剛在北京家中自殺身亡。1970年12月23日，范長江在河南確山干校自殺。這是《大公報》中最著名的兩位“左派記者”。
性格剛烈的徐鑄成一直活到了1991年。他在回憶錄中說：“新聞記者必須明是非，辨黑白，敢于秉筆直書，我國又一向新聞自由之習慣，因而被害者更屈指難數。”但他并不自悔以新聞為職業，從中學時代就立志以新聞為終生事業，即使后來歷盡坎坷，終無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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