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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吉
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是一本學術讀物，說的是“中國人／中國文化”之所以是“中國人／中國文化”背后獨具特色的行為表征和傳統結構。不過，也可以把這本書類比于林語堂的《吾國吾民》、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松本一男的《中國人與日本人》或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來讀。那些我們業已習慣了的舉手投足，默認了的思維方式
，接受了的處世法則，在孫看來是很值得玩味的，至少，通過比較言說，我們搬了一面鏡子，好好地打量了一下自己
中國人，就拿對這個“人”的理解上來說，是特色到難以復制的。在西方，人們自然地從存在主義出發，認為一個人只有從所有的社會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為一個基地，對外在的角色扮演作出內省式的再考慮時，他的“存在”才開始浮現。這里有一個必要知道的知識點，“存在”的拉丁文源為existere，有“站出來”的意思，與英語中表示“出去”的exit有文字上的近似。而中國人則恰恰相反，我們的“人”只有在社會關系中才能得到體現——他是所有社會角色的總和，如果這些社會關系都被抽空了，“人”就被蒸發掉了。
有一個我們熟悉的生活場景可以佐證中國的“人”的觀念。一幫朋友出去聚會，總是不太喜歡過分地劃清自己與別人的權利界限，而且越是界限模糊越能表現出兩人的關系親密。因此，如果雙方一起出去吃飯，就會真心地或儀式地爭相付款；如果雙方一起打車，就往往會先由一方付清全部車款，下一次再由另外一個人付；如果一方請對方代購什么東西、代辦什么事，想還清錢財時，對方最好需要儀式地表示“算了，客氣啥”。相比較而言，外國人就顯得“小氣”、“自私”許多，他們關系再好，都會在錢物、權利、責任、喜惡方面分得清清楚楚，以免在不知不覺中作出令對方不愉快的事情。我有一個美國朋友，有一次我和他參加一個party，席間當談到某人的學術成就時，我那位朋友竟當著某人的弟子的面直言：“我認為他的觀點有時候真是不知所云。”在我那位朋友看來，善意地提出批評和真誠地表達觀點，無論與人與己都是一種尊重，而在我們看來，這毫無疑問是“不給面子”。對這個差異孫隆基在書中有一個很經典的概括，他說，西方人是“先小人后君子”，其友情也多半維持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狀態；而中國人因為人我界限不清楚，有時會踩在別人的腳趾上也渾然不覺，對方開始時會隱忍不發，口頭上說無所謂，結果日久積怨，反而“以君子始而小人終”。
外國人相信“上帝只幫助自助者”，中國人卻信奉“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外國人對待性是“君子坦蕩蕩”，中國人對待性卻常有點“小人常戚戚”；外國人堅持工作吃飯要分開，中國人卻是“民以食為天”，萬事皆可在餐桌上解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提到的這些有趣的現象如果聯系到陳序經的《中國文化的出路》、《東西文化觀》、成中英的《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與世界化》和韋政通的《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等書，倒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不輕松的話題：如果要現代化，中國文化的進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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