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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毅
大部分改革開放以前出生的人都對憑票購買一切商品的那個年代還記憶猶新:由于計劃經濟的配給制，市場上物資匱乏，糧票、肉票、布票，甚至買罐頭都要憑票供應……而在改革開放近30年的當今社會，在琳瑯滿目的商鋪之中，只要自身經濟能力允許，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任意選購所中意的商品。在絕大部分的中國城市中，人們不僅有了生存的權利，而且
擁有了選擇如何生存的權利。社會商品從極度匱乏到“過剩”和豐裕，意味著中國社會從生產主導型的社會向消費主導型社會的轉型。這一轉型對于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在計劃經濟的年代里，物質匱乏，消費不發達。生活方面基本上靠國家與單位來分配物資，人們對物品的選擇性非常小，自我實現的機會不多。有人形容，那個時代是“大家都吃大鍋飯，過平均主義的苦日子”。可見在當時的情況下，人們對國家和單位的依賴很大，生活水平也十分平均，缺乏消費選擇權和自主性。隨著消費資料供給體制逐步向貨幣化、商品化和市場化轉變，商品供給變得極為豐富。與此相聯系，真正意義上的消費者開始形成，并有了自由選擇權。可以說，隨著經濟生活的解放，每個人的生活自由度都有了提高，能夠不同程度地通過市場來實現自我價值，并獲得了消費者的自主性。有人因此認為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是一場靜悄悄的消費革命。
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趙文詞分析了中國的“消費革命”給個人帶來的四種自由:
首先，消費革命給人們帶來了免除疾患和政治混亂的消極自由。經濟的快速發展促使人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中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已經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經濟發展給人們帶來的是物質文明的進步，所謂“衣食足而知禮儀”，物資的充實消除了社會動蕩的根源。
其次，人們享有了消費選擇的積極自由。隨著市場化的發展，商品和服務的品種與范圍的擴大使消費者選擇程度不斷增加，也就是人們經常說的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在消費的過程中花錢的消費者日益處于主動的地位。
再次，人們享有了表達的自由。正是由于消費者在市場中處于的主動地位，使得交易更加富有彈性。生產者必須要聽取消費者的建議，否則就不能完成交易，生產者也就無法生存。此外，物資的豐裕也使政府和單位對個人的控制能力不斷削弱，個體也就不必屈從于上層的壓力，從而為人們自由表達思想提供了一個平臺。
最后，消費革命還帶來了人們享有私人生活的自由權利。自主的消費者不僅不必再依賴政府和單位的庇護也可以生存，而且在他們自己所構建的私人生活空間中，消費者還可以自由地選擇他們的生活方式而不受任何侵犯。
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是可以公開批評國家以及公民有捍衛個人權利的能力。在中國有著多年實證研究經驗的美國社會學家戴慧思認為，中國的消費革命正在促進中國社會公共領域的形成。她寫道:“高速的商業化進程不僅增加了消費者的選擇余地，提高了物質生活水平，而且打破了國家對社會生活的壟斷。”很明顯，商業化所引發的消費革命確實減少了黨政官員對商品流動的控制，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老百姓對國家和單位的依賴性。
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雖然這場消費革命給人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自由程度，但人們也要為這場“革命”付出一定的“代價”。其代價之一，就是個體失去了過去所擁有的、來自國家和單位的全方位的“庇護”。個人越來越必須獨自承擔自己行為的后果和風險，分擔越來越大比例的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成本。當前所面臨的貧富差距的擴大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滯后，更是在考驗著人們的耐心和智慧。因此，這場消費革命的社會后果和意義，還有待更多的時間來檢驗。
作者系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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