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民須儲蓄 中國人民要消費

　　如果我們把正在中國河北召開的20國集團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G20)，僅僅看作是中美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新一輪角力，視線未免狹窄——盡管人民幣匯率是繞不開的：布什政府可能希望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低調，但又要給國會的那些貿易保護主義者一些交代；而中國一定會按照我們已有的目標和時間表漸進的進行人民幣匯率改革。

　　這一次，我們要跨過有關人民幣問題的爭議，看看周小川和格林斯潘、斯諾在什么

問題上更有可能達成一致。我們發現也許是關于中美兩國的經濟結構都面臨如何調整這一話題。簡單說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如何不再過于依賴出口，而是更多的依靠內需；美國的問題是如何削減赤字、增加儲蓄，不再躺在巨額逆差上過日子。

　　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美國財長斯諾出行前，美國負責國際事務的副財長蒂姆·亞當斯說，在G20會議上，匯率只是問題之一。美國財經官員明白，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也不能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就匯率談匯率，不會有建設性的結果。　

　　所以亞當斯說，在處理與中國的經濟關系時，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與中國合作，以便使中國由出口帶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向一種更強調消費的經濟增長模式。我們以為這是較為鮮見的提法，就這一點而言，央行行長周小川以及其他中國財經高官的看法應該能夠和美方比較一致。當然要加上一條，美國也有一個經濟結構調整問題。

　　實際上，過去半年中周小川一直不斷強調內需的重要。在談及宏觀經濟的穩定時，周小川曾多次表示，在控制投資的同時，要想辦法拉動內需。

　　中美財經高官在兩國經濟關系上正在形成一些戰略性共識嗎？如果這個表述過于夸大，那至少是更趨理性：

　　從中國國內經濟來說，投資和出口帶動的模式已經接近極限。這也正是十一五規劃要解決的問題。就眼下來說，這一輪宏觀調控對投資過熱的抑制，使得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今年前9個月，中國貿易順差已接近700億元，而過去5年的平均年貿易順差是200億美元，這不僅導致貿易摩擦急劇增加，也把更多的指責引向了

　　在強大的壓力下，中國按照自己的時間表進行

　　而對于像中國這樣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例不斷提升，并且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大國來說，形成以內需為主導的增長模式，也更有利于世界經濟的均衡發展，中國日益強大的需求也將為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動力，而這也契合此次G20會議的中心議題，即加強全球合作，實現世界經濟的平衡有序發展。

　　簡單地要求人民幣再次大幅度升值，可能導致中國國內經濟的失衡，對于中美和世界其他經濟體來說，這都可能是一個災難。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自身固然要加快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的節奏，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們也應該有耐心與中國合作，促進盡快實現這一轉折。

　　如何實現這一轉折，正是中國經濟中最值得深思的問題。1998年之后，中國啟動內需政策的主角是積極財政，靠加大政府投資，保持國內經濟的穩定增長，刺激消費從那時起就一直是一個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各級政府在經濟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是消費乏力的根本原因之一。

　　政府主導經濟，必然會把大量的財力和資源投入到投資上面，對于地方官員來說，這也是出政績的捷徑。也因此，政府官員不會太專注于如何刺激消費。同時，政府掌握過多資源，與之伴生的是大量的不當管制，比如說，對農民進城仍然存在的苛刻管制，阻礙了城市化進程，而城市化進程帶來的消費能力的提高是擴大內需的重要動力。

　　管制本身也可能使得潛在的消費能力沒有釋放的出口。服務業在中國GDP　中所占比重一直不高，中國百姓在服務業方面的消費也偏弱，但細究起來，往往并非沒有消費意愿，而是在各種條條框框下，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文化、娛樂等新興服務業領域，缺乏產品創新亽動力和空間，沒有為百姓提供適宜于消費的產品。

　　另外，教育、醫療和養老等方面的顧慮仍是百姓不愿消費的主要原因。而建立基本的醫療、教育和養老保障體系，正是政府職能所在。因此，刺激消費，不僅僅是一個要老百姓花錢的問題，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