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在生活的河床上流淌

　　文/沈南喬

　　《弗里德曼的生活經濟學》作者大衛·弗里德曼，是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兒子。盡管他是一位芝加哥的物理學博士，但在父親米爾頓和母親羅絲(同樣是一位杰出的經濟學家)的熏陶下，大衛最終還是走向了經濟學道路。

　　《生活經濟學》并不是大衛最重要的作品，因為它實質上是一本經濟學的普及讀物。盡管它是一部輕松的讀物而不是理論巨著，但仍不失為最杰出的經濟學書籍。這本書可以讓我們充分領會到什么叫做“深入淺出”：它生動風趣的語言引人入勝，引用的實例始終圍繞著日常生活，但卻包含著最深刻的經濟學思考。

　　第一位以經濟學原理全面詮釋日常生活，并由此為經濟學開拓了全新視野的經濟學家是加里·貝克爾，1992年

　　所以，經濟學原理滲透到我們的每一個生活細節之中，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正如這《生活經濟學》封二上的那段文字：“從生活的角度來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經濟學家。”

　　《生活經濟學》與貝克爾的《家庭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同之處在于，后者的主要目的是理論創新，而前者更著意于啟發大眾的思維。所以，前者更能引發我們面對一個問題：知識分子以什么樣的方式影響社會？

　　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樣，理性應該認識到自己的邊界。無所不能的理性是上帝的專利，非人類所能具備。所以，知識應該為信仰留下余地。

　　如果理性突破了它應有的界限，就會產生理性的譖妄。在認識層面，它表現為種種不容懷疑的“絕對真理”；在實踐層面，它導致了對自然“改天換地”的恣意踐踏和在人間重建天國的種種

　　從理性層面來看，知識分子在大眾面前占有優勢，所以“知識就是力量”一語更準確的翻譯，或許應該是“知識就是權力”。

　　無視理性邊界的知識分子要影響社會，選擇的是自盧梭以降的理性主義方式。他們將自己抬高至與上帝比肩的高度，宣稱只有自己洞察了宇宙間最高的原理；他們端坐在平靜的書齋之中，喚起一場喧囂的革命。他們憑借理性的高度傲視眾生——即使他以他們的名義，或者宣稱代表他們的利益，在他們看來，蕓蕓眾生不過是可供驅策的棋子，或者可供試驗的動物。

　　而恪守理性邊界的知識分子必須采用另一種方式。世界上的每一個人跟我本人一樣，無論知識的多寡，都同樣擁有評判真偽的尺度，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對于我所言的任何內容，每個人都可以有懷疑的權利、拒絕的權利和反對的權利。

　　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在大眾面前就是無所作為的，恰好相反，他對于社會、歷史，往往有著堅定而強烈的信念，以及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只是不試圖去強行改變他人的思想。他引導別人的方式不是“教導”，而是對話。

　　對話者之間需要共同語言。這里所說的“共同語言”，不是共同的字符集、詞匯和語法，而是可以一致認同的討論基礎和對真實世界的共同體驗。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語言游戲只是河水，生活形式才是河床。

　　蘇格拉底為我們營造了對話者的第一座豐碑，他從不試圖改變他人已經形成的固有觀念。恰好相反，他總是從對方最熟悉的領域談起，以對方最認同的說法作為討論的起點，這種方法，被稱為“精神助產術”。而對于大眾來說，最熟悉的莫過于他們的日常生活，最認同的莫過于他們已經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

　　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或許可以理解大衛的言說和言說方式，當他向我們展示最樸實的生活圖景時，其背后隱藏著人類智慧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