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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彩虹
編者按：知識分子與市場的話題，是一個可以持續探討的話題，而在當前的中國，探討這個問題尤其具有現實性。上期四位嘉賓的發言，引起了知識界的強烈反響，本期我們安排幾篇文章繼續探討這一話題。對于知識界的反響和讀者的來信，我們將在隨后的版面中陸續刊出。E-mail：zny@chinabusinesspost.net
上帝的標準和人的標準
——現代知識分子的性格特征
在我們這個時代，知識分子已經將傳統的內省性格，轉化為了外部的雙重標準：對他人，用上帝的標準，用超歷史的標準；對自己，用人的標準，用歷史的標準。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已經出現全面退步。
知識分子是有“知識”或富于“知識”的。如果僅僅用“知識”來劃分這樣一個群體，那么，與其他群體不同的是，這一群體具有的“知識”特性，他們懂得更多的天文地理、科學規律、歷史傳統、文化價值、治國理論、國際準則等等。除此之外，知識分子與其他群體一樣，也是一個個處于確定歷史階段中普通人的聚合。因此，知識分子不過是“富有知識的一群人”而已，他們首先的規定是普通的人，“知識”只是后來附屬在身的外來東西。
從主流經濟學理論看，這一群體與其他群體一樣，都是關心和追求個人利益的“經濟人”。既然是“經濟人”，就都有著對于個人利益的強烈關心和追求沖動，不同的只是他們關心和追求的方式。知識分子很可能也最容易用自己的“知識”去實現利益目標。
知識分子僅僅將“知識”作為追求自己利益的一種工具，理論上講，這是社會分工方面的事情，正如農民使用鋤頭開墾荒地種植莊稼一樣，符合天然的分工規律。否則，知識分子用什么來獲得自己的利益呢？由此看，知識分子用自己的“知識”謀取利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否定或批評知識分子的這種行為，如同否定或批評農民用鋤頭種地的行為一樣荒謬。
然而，正因為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富于“知識”，較之于其他群體，他們通常具有占領獲利制高點的特殊優勢。這種優勢是自我獨享，教化他人共同擁有，還是放棄讓與他人，取決于不同知識分子個體對自我優勢及轉化為利益能力的判斷。
無疑，不論何種選擇，它們都具有合理性。問題在于，在獲取利益過程中，知識分子往前多走一步，就可能突破合理的界線，用“知識”人為地設計出自我利益的制高點，或巧取，或智奪，或盤剝，化他人利益為自己的利益。由此，知識分子內部也就有了“分子”之間的對立與矛盾，有了不同行為方式的選擇，結果讓知識分子內部產生了一種特殊的道德準則或標準。通常而言，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在合理的界線之內謀取自我的利益。越界的行為，也就破壞了知識分子群體的基本道德準則，當然為群體之中其他成員所不齒。
一般地看，知識分子群體內的道德準則，并沒有超出一般群體的道德準則。在其他群體中，謀取個人利益的越界行為，同樣為群體其他成員所不齒。那么，知識分子群體的道德準則有沒有自身特殊之處，從而讓知識分子的行為，不僅僅具有一般“經濟人”的特性，還具有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的特性呢？知識分子群體所不同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呢？
這一點，讓我們回到了知識分子整體的傳統價值取向上來，即所謂知識分子還有著高于其他群體的“社會公正和道義”代表的屬性。這一歷史賦予的特性，不僅劃分開了知識分子和其他群體，還在知識分子內部形成了新的更高層次的道德準則——僅僅不越界地利用“知識”謀利，尚稱不上“好的”知識分子的，只有代言公共利益，特別是在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矛盾時仍然執著代言公共利益，并勇于犧牲個人利益者，那才是合格的知識分子，或精英知識分子，才配進入知識分子群體。
知識分子對于高一層面的道德要求，導致了知識分子內在性格的矛盾對立。知識分子既要作為普通人存在，又要作為高于普通人的“圣賢”存在；既不得不歷史地活在當下，還不得不超歷史地活在未來；既要腳踏實地地過著自己日常的生活，又要秉懷信仰地關注他人的存在。或者說，知識分子要有上帝的眼光和情懷，卻又要過普通人的生活。這種矛盾對立的內在化，讓你一旦有了知識分子的標簽，也就背負上了沉重的道德和超道德十字架。對于個人利益的關心和追求，時常由于對公共利益是否產生沖突并無清楚界線，導致知識分子產生永無休止的內疚與自責情緒，塑造出了傳統知識分子強烈的內省性格。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都是這種內在矛盾的復合體。結果，不是清貧舍利地守候著代言公共利益的精神領地，便是富足謀財地脫離知識分子操守的精神樊蘺。
歷史演進到現代，相當多的知識分子發現，其雙重性導致了現代知識分子完全新型的思維方式：代言公共利益而對社會或他人的評說或批判，更多地用上帝的眼光來透視，用“圣賢”的標準，用完美的要求；對自己謀利的行為，更多地用人的理性，特別是“經濟人”的理性解釋。對他人的無情批判和對自己的合理解釋，展示出了現代知識分子高超的“智慧”。
當我們評判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批判之聲時，我們發現，那些批判的對象均是與批判者日常言行無關的“社會之事”或“他人之為”，義憤填膺，慷慨陳詞；一旦涉及到自己的謀利行為，甚至于越界的謀利行為，說事者便把自己當“人”看待了。當知識分子們將這樣兩個方面都運作得周全無隙時，世人又從何處去尋找判別知識分子言論和行為的道德準則呢？坦率講，我們這個時代里，知識分子已經將傳統的內省性格，轉化為了外部的兩面性或雙重標準：對他人，用上帝的標準，用超歷史的標準；對自己，用人的標準，用歷史的標準。沒有人去想想，自己如果處于被批判者的位置上，會是什么樣的結果。
回到現代知識分子群體內部，也是同樣的格局。知識分子個體之間，上帝或“圣賢”的道德準則是要求對方的，人性的一般滿足準則卻完全屬于自己。坦率地說，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在這一方面，已經出現了全面的退步，甚至于可以說是全面的墮落。如果對這樣知識分子群體的歷史性退步不進行徹底的反思，不給予猛然的驚動，任何具體問題上無休止的爭論，永遠也找不到歷史性的是非標準。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任職中國建行漢城分行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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