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黃锫堅 李翔/文
知識分子是一個階層?是一個崇高的群體?還是一種自嘲的調侃?
知識分子這個詞,如同用舊的鈔票,已經沾染了太多含義,讓人提不起精神。但我們分明感到社會風潮的微妙變動,猶如混沌的江河,隱約有潛流在涌動。
是誰切中了紊亂肌體的要害?是誰最先感知社會風向的變化?是誰為我們描繪中國文化的近景和遠景?我們試圖用“新知識分子”來概括這樣的人。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是一個西方概念,在汗牛充棟的知識分子研究中,獨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知識分子摒棄權力和商業的誘惑,放棄某些物質的優勢,甘愿成為國家和社會的良知。他們是蘇格拉底的傳人,因為不屈不撓地追求真理而被城邦所迫害。他們和大眾之間存在絕對的分界線。一方是生活在“瑣碎庸俗”中的蕓蕓眾生,一方是對神圣事務和宇宙本質孜孜以求的少數人。
然而在動蕩多劫的中國社會,知識分子與權力、與商業、與大眾的關系,卻復雜得多。
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在軍閥與外患的爭斗中,一群接受過中西方教育的自由知識分子在夾縫間成長起來;那么,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則在權力的高壓下疲于奔命。成千上萬的教授、學者,在歷次運動中犧牲了肉體和靈魂。進入改革年代,社會結構的變動,為知識分子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間。大學人文社會學科的逐漸恢復、商業力量的逐步成長并獲得相應的承認、新聞媒體的商業化漸變、互聯網的興起,都為知識分子提供了新的生存和表達機會。
在一個各方面處于轉折狀態的社會中,最先變化、也最為敏銳的,是兩種人:企業家和知識分子。他們分別承擔著創造一個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兩種職能。他們分別為社會進步提供動力和方向。
但在今天,知識分子與權力、知識分子與商業的關系,仍是一個不容回避的話題。
在《布波族》中,大衛·布魯克斯已經觀察到一群“知識分子企業家”的興起。在美國,許多學術界明星,從學術領域跨足到電視節目、私人企業活新聞評論專欄,而且兩面都獲得成功。比如基辛格從研究梅特涅轉行到政治,再轉到經濟顧問。比如蓋茲(Henry Louis Gates),一位富有企業家精神的哈佛教授,同時也為公共電視主持記錄片節目,為《紐約客》和《談論》雜志寫文章,還出席各種會議、編纂百科全書和參與其他研究計劃。
布魯克斯說,知識分子和其他人之間的鴻溝現在已經變成一個連續體。在這個版圖上,充斥著一群半學術、半政治、半富有的人。在中國,我們不也看到同樣的現象嗎?有人從哲學教師變為報社編輯、獨立撰稿人、網站主管、跨國公司經理,有人身兼教育顧問、基金會參與者、風險投資家多重角色。鮮活的社會源源不斷地生產這樣的兩棲動物和多面手。
也許我們應該回到本源,想想是什么讓知識分子成其為知識分子。
劉易斯·科塞在其研究知識分子的名著《理念人》(Men of Ideas)中提出,超越專業限制是知識分子的第一要義。“理智(intellect)有別于藝術和科學所需要的智力(intelligence),其前提是一種擺脫眼前經驗的能力,一種走出當前實際事務的欲望,一種獻身于超越專業和本職工作的整個價值的精神。”
或者,我們可以參考馬克斯·韋伯的區分,靠政治謀生和為政治而生的人是有區別的。同樣,知識分子是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飯的人。
大多數人在從事專業時,一般只為具體問題尋求具體答案,知識分子則感到有必要超越眼前的具體工作,深入到意義和價值這類更具普遍性的領域之中。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作者簡·雅各布斯是這樣的典型。一位建筑規劃專業的外行人,大膽地向權威們提出挑戰。她在著作中對眾多建筑設計大師和城鎮規劃大師進行了放肆的嘲笑。40多年后的今天,該書已成經典,一些規劃師坦陳這本書是他們創作靈感的源泉。
雅各布斯代表了一群人,他們并不局限于一個狹隘的研究領域,也從心底里反感日益精細的專業分工。他們占領的都是公眾媒體,他們無需取悅于本行業已經存在的學術權威。
另一個觀察知識分子的角度,是他們的使命。在處于文化低地的中國,他們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引進西學,輸入對中國肌體有滋養作用的新血液。
“觀念革新,然后才能有行動的革新。這是時下中國一群思維最鮮活的、年輕的知識分子的根本信念,他(她)們尚未被命名,因而仍未作為一個群體為大眾所認知。除了觀念傳播這一相當模糊的共同點之外,他(她)們著力傳播和制造的觀念甚少共同點:如何理解中國與世界,技術主義,商業文明,管理理念,國際政治,西方文化,當代藝術,甚至生活的藝術……”我的同事方軍在他的一篇文章《觀念革新的一代》中即指出了這樣一個群體的存在。盡管他并沒有嘗試去給這個群體命名,而只是指出了這個群體的一個模糊共同點:觀念傳播。
如果真要找出“新知識分子”概念的源頭。我們可以提及美國作家安·蘭德的《致新知識分子》一文。針對美國知識分子沉浸在虛無、悲觀和不可知的精神狀態,安·蘭德說,如果美國有一天會滅亡,它將滅亡于知識分子的瀆職。她企盼一種新知識分子的出現。這些新知識分子“是那些樂于思考的任何男人與女人。所有那些明白個人生活必須依賴理性指導的人……”
在中國語境中,“新知識分子”表現出如下的特征:
第一,產生方式更加多樣。這些思想鮮活的人們可能在大學里承擔著教職,可能在大公司中任職,可能是無業的寫作者,可能是大眾傳媒中深謀遠慮的編輯和記者。他們不再簡單地從學院中產生。
第二,觀念將不局限于分工社會所加給他的專業,而是勇敢地對時代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種聲音可能幼稚、無力,甚至為人嘲笑,但是卻真實而勇敢。那些敢于跨越專業的人是可敬的。而他們中的一些人,更是將觀念的生產和傳播作為自己的專業。
第三,這些人在商業、政治和學院之間周旋,他們有很強的適應能力,可以調動這些力量為我所用,爭取觀念表達和觀念傳播的自由。
第四,除了占據大眾媒體,他們也看到網絡的巨大潛力。網絡媒體所帶來的話語權釋放,讓新知識分子的范圍更加擴大。按毛向輝的提法,“專業余”(Pro-Am)將抹去專家和業余愛好者的界限。這也是網絡為我們展現的知識分布的新景象。
他們不是老吏抱案死的一代知識分子,也不是學而優則仕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們成為熱衷于觀念生產和傳播的新知識分子。
任何一個獨立思考的人,都不愿被貼上某種標簽,被劃入某一類人群。本專題展現的四個人同樣如此。誰都無法單獨展現一個群體的風貌,但他們或許折射了這個新的精英群體的某一精神向度,也許是思維方式、也許是生活態度、或許科技、或許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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