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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耀波
盡管有關二戰的話題該說的、能說的已經全都被說過，似乎已經沒什么可說的了；但在二戰勝利60周年紀念日的現在，我還是想把這個故事講出來，我相信這個故事一定會有聽眾，也一定會有讀者。
從1941年9月8日開始的近3年里，列寧格勒市始終處于納粹德軍的包圍之中。在那900個可怕的日日夜夜里，市民們承受著炮火與空襲的轟炸，但是，最可怕的還是饑餓。在包圍解除之前，約60多萬男人、女人和兒童死于饑餓。那些幸存下來的人們食用任何可以找到的東西充饑，鋸末、老鼠以及野草。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故事的主人公出現了。
瓦維洛夫研究所是一個生物和農業研究中心，那里的31位科學家留下來保護收集到的獨一無二的植物和種子。這些植物和種子是在傳奇般的生物學家、基因工程學家以及植物考察學家瓦維洛夫的領導下，從它們世界各處的原生地精心采集來的。這個研究中心的標本對許多種類的糧食作物來說是連接過去和未來的僅存環節，說它們主宰著世界上的食物供應和遺傳多樣性的命運一點也不過分。就在列寧格勒遭到轟炸的時候，瓦維洛夫的同事們為了更新其標本的基因世系而英勇地栽種了新一代作物。而當老鼠學會了為獲取食物而把盛有種子的鐵盒從架子上推下來時，科學家們便開始輪流值班以護衛他們的基因寶藏。
周圍都是可食用的種子和植物，如稻米和土豆，卻有14位科學家陸陸續續死于饑餓。稻米專家D.S.伊萬諾夫博士倒在辦公桌前的時候，望著他四周堆著成袋成袋的稻米曾這樣說過：“人們想不出這些標本有多么寶貴，當全世界都陷入戰火時，我們將為所有的幸存者保衛這些收藏。”
我確定世界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沒有聽到過這個故事，不然，他會拍一部像《拯救大兵瑞恩》一樣經典的電影，也許，比《拯救大兵》更有震撼力，更令人深思。
震撼力，來自這些對生命力有信念的人所做的這一切的意義，已經完全超越了敵我雙方，完全超越了勝利與失敗，甚至超越了戰爭本身。他們所堅守的堅強信念，完全是為了人類的前途、人類的命運、人類的未來。
這樣講夸張嗎？一點也不。幾天前，我在一本書上居然真的又與瓦維洛夫相遇——基因家鄉也被稱為遺傳多樣性中心，或稱為瓦維洛夫中心，以紀念發現并記述了遺傳基因的俄羅斯遺傳學家瓦維洛夫。全世界只有12處這樣的中心，這些中心的每一個都是現代農業中12種左右的最重要植物的遠祖的家鄉。實際上，全世界重要作物的總數很小，我們恐怕不清楚，我們所需的糧食作物其實只來自約130種植物。
沒有任何東西能比食物把我們與地球、與地面上的江河、土壤以及它的豐收季節更有力地結合在一起了。農業史與人類史從來就交織在一起，從來就沒分開過。努力從土地上尋求食物一向是人類集中關切的事情。確實，許多歷史學家相信，初始文明是圍繞著我們現在稱之為農業的這個獲取食物的新戰略組建起來的。
一個嚴峻的實施將是解釋這個故事令人深思的重要背景：從地球上出現人直到1945年，經過上萬個世代，人口增加到了20億；而二戰勝利后到如今才半個世紀多，地球上人口就以指數方式增加到了近70億。如同原子彈改變了人與戰爭的關系那樣，人口的劇增也足以重新定義人與地球的關系。
人類應該慶幸，食物供應與人口基本上保持了同步增長。可人們大概不十分清楚，又是什么保證了食物的供應。體現著現代生產力的現代技術當然是關鍵因素，另一個關鍵因素就是這些科學家用生命來保護著的具有特殊意義的種子。
最令人深思的關鍵此時出現可能恰到好處：無論是我們故事中，還是過去艱苦卓絕的歲月中，那些善良勇敢的人們所保存珍藏的一切，正輕而易舉地被“未來者”，即當今的受益人所親手扼殺——還有比這些更殘酷的嗎？
軍事上有一種分類法，按照沖突的廣度把形形色色的沖突分成三類。一種是地方性戰斗，一種是區域戰役，一種是戰略沖突。第三種沖突事關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必須從全球范圍來理解來思考。
對我們的思考形成巨大挑戰的，從前只有一個例子：原子彈的發明。若干年間，美蘇兩國把數以千計的戰略核武器布置在世界各地。這一事實漸漸迫使我們痛苦地認識到：核武器所蘊藏的力量不僅永遠改變了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而且也永遠改變了人和戰爭本身的關系。早在1946年，就有一位戰略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核導彈的戰略轟炸“很可能會撕開長久以來一直掩蓋在戰爭現實之上的一種幻覺，這一現實就是——戰爭不再是拼殺，它已變成了毀滅”。
如今又有一個例子了：人類文明對環境的威脅已具有戰略性質，而全球環境的惡化也同時對人類文明造成了戰略性質的威脅。
你盡可以理解成這是危言聳聽，但現實的解決辦法最終要求重建文明與地球之間的健康關系，這種重建的關鍵之處就是要我們以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來思考這一關系本身。
我贊同這樣的一個認識：拯救全球環境的斗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比消滅希特勒的斗爭更為艱巨，因為這一次是向我們自己開戰。我們只有自己這樣一個盟友，而同時我們自己就是敵人。在這樣一種戰爭中，怎樣才算勝利以及怎樣才能確認我們取得了勝利呢？
我也非常同意這樣的觀點：真正的敵人是一種不健全的思維方式。昔日在納粹德國，紊亂的思維被制度化在專制政體及其教條和戰爭機器之中。今天，一種不同形式的功能紊亂表現在窮兇極惡而又永不饜足的消費傾向及其教條和永無止境的資源需求機制之中。正是這種思維方式，這種有關我們與物質世界關系的思維方式才是我們真正的敵人。
十幾天前，“發現”號航天飛機從太空傳回一張照片，地球表面那層稀而薄的空氣，“就像布滿了坑點的蛋殼”。
我由此聯想到阿波羅號宇航員第一次拍攝到在黑暗的太空漂移著異常清晰的地球的那張精美的照片。
多么珍貴的一個新視角！既然擁有了這樣一個視角，我們還有什么看不清楚？看清楚了，就有可能想明白；想明白了，那還猶豫什么——立刻行動——別忘了麥克阿瑟將軍的那句話：“戰敗的歷史可以用三個字來概括：太晚了。”(作者Email：captain195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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