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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文
在國內的網站上看到了由崔之元教授校對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的文章《從“擴展的華盛頓共識”到“診斷方法”——反思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政策》一文。用google搜索一下，又發現這位教授關于同一主題的另外些批評文章。丹尼.羅德里克教授是從純粹的經濟學的眼光來分析“華盛頓共識”為什么一再導致許多
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失誤的，同時，在他看來，由于所謂“后華盛頓共識”或者叫做“擴展的華盛頓共識”(The Augmented Washington Consensus)同“華盛頓共識”的一脈相承性質，因此，注定不會取得成功。在我看來，循著丹尼.羅德里克教授的思路再往前走，人們實際上可以愈來愈清楚的發現，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國際金融機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援助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同時所推廣的“華盛頓共識”以及后來的修修補補，倘若不考慮其中存在的那些意識形態原因和作為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大股東的那些國家的國家利益因素等等，都犯了一個方法論上的根本錯誤。這就是，把理論和實踐，把基于發達國家成熟經驗的市場理念和受援國自身的內部演變規律混為一談了。
丹尼.羅德里克教授指出了目前已經得到廣泛共識，亦即即使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部也已廣泛認同的共識，那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先后在拉丁美洲國家和前計劃經濟國家得到廣泛實行的“華盛頓共識”徹底的失敗了。作為一位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教授完全是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他并沒有考慮到除了經濟上的負面影響之外的那些負面后果，沒有考慮到在那些一攬子按照“華盛頓共識”所開具的藥方來實行變革的國家，尤其是那些轉型國家伴隨著經濟萎縮的那些社會扭曲和制度扭曲現象，以及這些扭曲現象對于這些國家未來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但是，即使從單純的經濟績效來講，丹尼.羅德里克教授也十分明確的指出，不僅從絕對的意義上，即使從相對的意義上，亦即從這些國家自身的歷史比較來看，按照“華盛頓共識”進行的改革也都徹底的失敗了。
作為一個傾向于從更為廣泛的社會層面，而不僅僅是經濟層面來思考“華盛頓共識”及其實踐后果的人，我尤其注意到丹尼.羅德里克教授在總結“華盛頓共識”為何失敗時所指出的那些更為普遍的原因。這些普遍性的原因雖然更加遠離經濟和政策的現實，但是，恰恰因為它們是更為普遍的，從而也是更為根本的原因，它們構成了“華盛頓共識”得以形成和推廣的思想和哲學基礎。正是由于這種基礎性的失誤而不是單純的策略性的和政策性的失誤，因此，在我看來，圍繞著“華盛頓共識”的普遍失敗而進行的修修補補，以及由此形成的那些“后華盛頓共識”或者“擴展了的華盛頓共識”，也注定不會好到哪里去。換句話說，倘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然希望把自己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當作是能夠促使這些國家進行一攬子制度改革并影響其未來發展方向的話，那么，他們最好首先進行自我反省，并且最好從根本上改變其指導思想。
在丹尼.羅德里克的文章中有一個基本的觀點，這個觀點構成作者批評“華盛頓共識”和“擴展的華盛頓共識”的思想基礎。這個觀點就是，自由化、穩定化和私有化以及隨之開具的那些政策性建議都來自于發達國家和成熟市場經濟社會的制度抽象，因此，由這些抽象教條所形成的政策性建議不僅不是產生于目標國家的社會和制度現實，而且也根本未曾考慮到同這些國家現實的相容性。因此，在丹尼.羅德里克看來，由于這種基礎性的錯誤，所以，無論“擴展的華盛頓共識”在“華盛頓共識”的基礎上怎樣擴展給與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性建議的清單，都不可能合乎這些受援國家的實際情況，因此，注定會失敗。作者指出了如下一種現象，這一現象所包含的共識其實也就是丹尼.羅德里克批評“華盛頓共識”和“擴展的華盛頓共識”的思想基礎：“減免那些普適性(one size fits all )的戰略,發展因情境而異(context specific)的政策，這正在迅速成為一個新常識。這一定程度上是對舊華盛頓共識的一種反應，它過于嚴格，暗示相同的政策議程可以適用于所有的情境中；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對中國、越南等實行非傳統政策的增長明星的不情愿接受。不管感覺來自何處，我們感到在給發展中國家開預定政策議程方面做得過了頭”。
這種情況倘若確實如作者所言，那么，事情也許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更何況，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還提到了這些國際金融機構最近在援助和貸款政策上的調整，似乎在這些機構內部，話題已經從結構調整和借款條件轉向當事國的所有權和當事國主導的減少貧困戰略。這種情況也許表明了積極的變化。因為人們知道，在諸如俄羅斯這樣的轉型國家的轉型期過程，尋求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和支持往往總是要附加嚴格的政策調整和改革要求，而這些要求基本上都是基于“華盛頓共識”所提出的那一套遠離當事國具體情境的抽象教條。比如說，1992年2月,正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的協助下,俄羅斯政府和中央銀行發布了一份名為《經濟政策備忘錄》的聲明，它是休克療法方案的完整體現，制定該方案的基礎，就是“華盛頓共識”的那些抽象教條。第二個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可了這個方案。緊接著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和德國總理科爾宣布向俄羅斯提供經濟援助。4月底俄羅斯正式被接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正是從這個時候起，俄羅斯休克療法計劃正式啟動。歷史記載說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于希望更加激進的休克療法細節。例如，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期望相反，蓋達爾拒絕把石油價格的自由化包括在內。這種歷史和現實的比較也許更能說明，連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身，也不得不在事實和結論面前轉向一種更加務實，更加著眼于受援國家自身現實的政策性方案，而不是向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那樣，一味蠻干，將抽象于發達國家和成熟市場經濟體的經濟學和政治學教義強加給這些受援國。但是，根據丹尼.羅德里克的說法，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對此似乎仍然十分不情愿，這包括他們仍然十分不情愿面對中國經驗所提出的真正挑戰和應有的反思。因此才有所謂“擴展的華盛頓共識”這種修修補補的嘗試，但是，從方法論而言，卻與老的共識一脈相承。
然而，作為一個理應更加關注中國轉型過程本身的歷史和現實的人士，為什么會在這里對于新老“華盛頓共識”的變化這么關注呢？原因是，雖然“華盛頓共識”從上個世紀以來并沒有從根本上影響中國的制度轉型和政策制定，但是，比較一下兩者在實踐上的后果尤其是兩者在認識上和方法上的本質不同，將更有助于人們發現轉型過程的真諦，更有利于人們澄清迄今為止圍繞此類問題的是是非非，更有利于人們樹立一種更為深邃更為寬廣的理論視野，更有助于人們從根本上理解，對于轉型國家和指望通過改革過時的政治和經濟關系來謀求發展的民族國家而言，認識到自身社會和制度演變的那些內在的規律和特殊性，是最重要的。而那種簡單化的傾向，即指望通過一攬子移植發達國家和成熟市場經濟經驗抽象來完成激進變革的做法，不僅在政治上錯了，而且從一開始就陷入了認識上和方法論上的誤區。由于這種錯誤是具有根本性的失誤，因此，只能將改革引向歧途。
對于轉型國家和致力于發展的民族國家而言，問題的上述提法已經包含了兩個在方法論上截然不同的認識領域，由此形成的兩種系列的認識成果因此也具有完全不同的適應性：一種是從西方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實踐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學和政治學，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些理論往往從這些國家的教科書中就可以找到；另一種則是蘊含于轉型國家和旨在發展的民族國家社會內部的那些演變規律和特性，對于這些規律和特性，迄今為止人們還知之甚少，有待發掘。然而歷史表明，即使在缺少理論指導的情況下，只要堅定的在改革政策的推出和制度安排上認真傾聽社會的呼聲，關注社會的反應和一系列因果聯系，事情本身就會持續的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也許，人們恰恰應當從這樣的歷史視野來評價“摸著石頭過河”為什么會導致成功并且終歸會走向漸進的改革自覺。
可惜的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官僚們迄今為止似乎還沒有從這種根本性的視野轉換上來看待問題。倘若這些國際金融機構最終反映的，只是那些作為國家的股東們的利益和要求，那么，人們為此也不必作太多指望，因為利益畢竟是利益，business is business。但是，倘若這些機構總是擺脫不了普世的情懷，總是希望為廣大的欠發達國家的發展做些根本性的事情和援助，那么，他們也許不應當僅僅依據來自于發達國家學者們的已有知識，同時也應當傾聽來自于受援國的呼聲。與此同時，也許應當盡早明了，關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尚屬一個我們知之甚少的巨大的認識領域，因此，理應聯合這些國家的各方面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予以系統的研究。只有這樣，事情本身才會有根本性的轉變。也只有這樣，援助和改革方案才有可能植根于基于嚴肅而認真探索之上的理性認識成果。同時，它也將真正豐富人類對于自身及社會發展的認識。
200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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