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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大仙
2004年底給某周刊“中國足球越不靠譜，越有價值”的專題寫了篇《足球是個混球》，便已塑料盆洗手，不再寫足球。我已經寫了20年足球，寫膩了，20年老寫一種東西，誰也得膩，讓我寫20年的情書，我還知道什么叫女人嗎？
一個生活在21世紀微風中的女孩對我說：大仙，你的足球評論影響了我爸，你的隨筆風格影響著我媽，你對人生的態度影響著我對人生的態度。我說：正常，怎么沒能影響到你爺你奶？女孩說：你寫足球和隨筆的時候，他們已經不在了。我說：早說呀，要知道能影響他們，我三十年代就提前出生了。
1985年，隨著中國足球兵敗“5·19”，我開始寫足球，寫到2004年“11·17”中國隊在一道初級算術命題中，被科威特玩出德國世界杯。我從曾雪麟寫到霍頓，從生于1960的李輝寫到生于1980的邵佳一。歷史雖然是一條長河，但也有上岸的時候，所以，我不想再跟足球混了，就上岸了。
在雞年春節，我接到韓喬生的新春祝詞：春有百花，秋望月，夏有涼風，冬聽雪，心中若無煩惱事，便是人生好時節。我立馬回復：啊，多么爽的領悟，你就是我的語錄，從此我回首來時路的每一步，都有你的口誤。
我采訪過高豐文、徐根寶、施拉普納、戚務生、米盧五任中國國家隊主教練，到阿里·哈恩這里，我覺得不能再跟一線混了，生于五十年代的再跟生于八十年代的去搶新聞，太不合乎自然規律了。一想馮瀟庭和董方卓都得管我叫爺了，我再寫足球有點兒像罵人。
1993年夏天，在國家體委，11名中國足球記者投票表決是否留用施大爺，我投了反對票，最后以10比1的絕對優勢把施大爺給“堪索”掉。
從業體育記者20年中，我除了航空模型、航海模型以及潛泳和蹦床沒寫過，幾乎所有的體育項目都寫過。幾乎創造了中國足球評論的“武俠體”、"歌詞體"、“詩歌體”、“散文體”，“哲學體”、“痞子體”，一手握“靠譜之刃”，一手執“不靠譜之鋒”，一水兒的偏鋒卻把人們都帶入了正軌。沒有大仙，中國還有足球評論，但那叫評論嗎？
我已經不寫足球了，也許到2006德國世界杯再出來蒙蒙事兒。德國世界杯，那可是“哲學的世界杯”，至少有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的層次。現在我連意甲都不看了，只看NBA，如果讓我寫籃球，我相信，我僅僅次于蘇群和楊毅。而寫足球，我一度天下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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