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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說自己是給地球理發的人。麥子是土地的頭發，王林每年要收幾茬，他不單在自家地里收，還游走于整個北方。
2003年5月初，王林坐在內蒙古磴口縣火車站候車室里。他沒有身份，別人問起時他會說得正式些：我是麥客。
麥客是一家又不是一家，他們相聚相散，如候鳥一樣趕著季節的差異行走。從農歷5月開始，由河南到山西到陜西，再到內蒙以至寧夏、甘肅，有的還要去新疆，那里有寬廣的小麥和棉花。老話說“七月上山，八月下川”，就是利用各地那一個月麥收相錯的時間。
在王林的記憶里，自己的父親和爺爺都是麥客，他是甘肅民勤人，那里是中國麥客的輸出地之一，每年這時幾萬人就會一群群結伴向東再向西剪過麥子來，麥客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千年前。
“你一年出來多久呢？”我問他。
“怎么也有一半時間在外面，除了收麥收棉，還幫人建房子，打短工。”王林看著我說，而后問，“你是記者吧？”
王林有著麥客豐富的經歷和通常的行頭，一個紅白相間半人多高的大編織袋，一個黑色有“北京”模糊字樣的提包，包的邊角吐露著白里子。大編織袋麥客通常用來裝被褥，他們仿佛在背著自家的炕游走，而黑提包里則裝著毛巾、飯盆、針線之類的。另外他手中提著的是最重要的家當——鐮刀。長條形的刀片，兩寸寬、八寸長，長把彎柄。
鐮刀快不快，看能不能斷發；割得好不好，看能吃多少；攏的齊不齊，看手臂長不長肌肉壯不壯。“提把割，高把放，捆下麥子扇子樣，垛下垛子饅頭樣”。多少年來，幾乎所有的麥客也都是被有這樣標準的顧主打量著的。
王林1米7的個子，不高但瓷實。不少主顧在初看上他時都覺得他力氣不夠，不過他會堆出憨厚的笑討好地說，高個不是低頭的命，高個哪能做麥客？主顧聽了哈哈一笑就拉到家里吃飯，三四個饅頭不算多，一碗清水六個饅頭是王林的常量。于是成交。
他聽父親說過，解放前很多縣城還有專門的麥客集市，后來“割尾巴”了，雇麥客的人被當成地主批斗，后來大家呼吁就不把這看成什么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了。
三三兩兩不知來去的麥客也是盲流的代名詞。人們用他們也都偷偷提防著他們，他們從地里回來時雇主家的女人們要把家里該收的物件收起來，也不會把女孩子單獨留在房里。仿佛是清代一地方官曾要禁止他們出入，但失敗了。不過麥客和雇主還是很親切的，他們幾乎隔天就吃點肉，雇主們希望麥客不留力氣。不過在行的雇主是不用操心的，只要坐在樹陰下喝水下棋或睡覺，等著點麥垛子就好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時，這里麥客割一畝麥子1元錢。那時7分一碗素面，1角一碗葷面。麥客是小隊雇的，給工錢。當時外出做工都要開證明，但麥客不用，以糧為綱嘛！
長得旺的麥子最好的麥客一天也就能割1畝，長的稀拉一天能割1畝半。那時小隊有時會給些白羊布，那年月有錢沒票也買不來布。麥客能收到布真是最美的時候了，那預示著老婆孩子的歡笑。
這20年寬松多了。生意是走出來的也是問出來的，除了麥地，麥客最常去的就是車站，到了就問：你們那割開沒？還有人專門“賣麥客”，他們從城里招來小工或麥客，到了村子，你家2個他家3個就“賣”出去了，一個10元或5元。能被“賣”的人都是最底下的人。
幾年前麥客割一畝是35元。去城里工地做小工的農民沒啥保障，從早干到晚最高才20元。這樣，很多人麥收時就又跑回土地里。
不過，這幾年麥客越來越少了。現在小麥和葵花套種的少，聯合收割機割又多，麥收時從東向西進軍的收割機大軍淹沒了從西向東來的那群零散游動的人們。王林說是雇主和機械拋掉了麥客。
我遇到王林時他一心想著回家。那是“非典”最肆虐的時候，四處封閉，我們所在的縣就死了6人。雇主說我的新房子不蓋了，你走吧。王林在縣城呆了兩天，見呆不下去了，所有的門市和旅館都關門了，沒得吃沒得睡。
在那個小站，王林和我都被關在候車室整整一天。我想下去村里采訪而被人攔住，只能中午時溜出去進村詢問，守門的干部說讓我等晚上來往的火車，想去哪去哪就是別在這。
而王林要回民勤老家。他問守車站的干部能否上西去的車，干部說現在縣城里的人不許出去。下午，干部說可以給停留在縣城的出差者提供賓館“隔離”，2人一間，一天各50元。王林餓得發慌下下狠心說我也要去，一個干部說，你不是來這出差的，就是有錢現在也沒資格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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