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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正來先生提出應反對西方社會科學中的“文化霸權”(2月26日《新京報》)，薛涌先生以《學術就是學術》一文表示了反對(2月28日《新京報》)。兩人的爭論，使人不能不再次正視中國未來的學術創新與知識生產問題。
本文傾向于認為鄧正來先生所說的“文化霸權”問題，在中國未必如薛涌先生所說的不存在，是堂吉訶德眼中的風車。且不說國家交往中，強勢國家秘而不宣但有意識有組織地
消滅弱勢國家的宗教信仰、知識傳統、文明特性這一事實存在，僅從可以感知的事實而論，西方世界的對外征服歷程，充滿了行使“文化霸權”的實例。近如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對記載著兩河流域文明史的巴格達博物館的破壞，其用心不難體會。再舉中國近代史，正如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所說，西方對中國的侵略掠奪，向來是兩種力量的同時施用，一邊是傳教士的“布道”，一邊是商人來華“貨通四海”。削弱落后國家的文化傳統，建立相對為優的思想知識權力，從而為經濟和軍事權力作開道先鋒，這樣的歷史離我們今天的生活一點也不遙遠。
從筆者所從事的國際政治研究工作來看，這方面的感觸更良以深也。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各式各樣的“中國威脅論”也接二連三出籠。支撐這些聲浪的知識資源，便在于西方國際政治學的一般認識，即認為一國在經濟“富強”后，會增強軍事能力，提升政治影響力，進而沖擊現有國際秩序，在此過程中，必然會引發對抗甚至戰爭。
然而，細心的人們卻發現，這些年來，“中國威脅論”在亞洲世界越來越沒有市場。那些鼓吹此論的人看到的是另外一種場景：中國與鄰國，尤其是周圍的東亞國家，建立起了越來越良好的關系。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反差？問題恐怕就出在單純以西方知識來看待中國問題，在某些時候并不有效。
西方社會的歷史經歷與經驗做法，是與東亞世界大不相同的。由西方內部交往史而形成的國際政治學知識，在理解和處理西方世界的關系時，基本有效，但套用到東亞世界的交往，則文不對題。與事實相去甚遠的知識在世界流布，不是“文化霸權”又是什么呢？
但是，指出西方知識的不完全普適性，本文又并不想認為，要反對外來知識。實際上，應該承認，西方知識在有著因自身經歷而產生的殊異性的同時，也因為人性與人類生活的一些共同面，而存在著普遍性的要素。
應該將“文化霸權”與外來知識區分開來。外來知識肯定是要吸收的，而且要大大地吸收。現代中國賴以建立起來的，其中的知識譜系，一大部分便是來自外域。諸如“主權”“民族”“公民”“憲法”等概念和思想，都是西方知識移植到了中國。盲目地以反對“文化霸權”的名義，進而反對一切外來知識，此種態度自然不足取，這樣的話，將喪失掉許多中國文明更新的重要資源。
不過，在此過程中，又的確要有一種反思的態度，要思考所吸收來的外來知識，與具體語境有沒有可對應性，在“大膽引入”的同時，還要“小心應用”，防止以外來知識強奸中國具體境況。薛涌先生覺得不存在“文化霸權”，那是因為他身在美國，美國占有著文化和知識優勢，當然無須反對什么“文化霸權”。可是中國不是美國，所處位勢全然不同，又怎么能用同樣的知識準則一以概之呢？
□程亞文(北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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