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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正來先生在2月26日《新京報》上發表文章，強調“中國學術欲發展，就必須建構起中國學術自己的自主性”，自主于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他批評“中國知識分子毫無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論框架，實際上給西方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論示范’注入了某種合法的‘暴力’意義。”并稱“中國知識分子對一些與學術相關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從另一個角度扼殺了中國學術建構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這樣的解釋，未免避重就輕，轉移話題。中國學術的問題，主要是我們自己的知識傳統和制度問題，并不是什么西方
“文化霸權”的結果。目前中國思想文化界，有一股狹隘的“本土主義”思潮。從甘陽的“華人大學的理念”，蔣慶的讀經，到鄧先生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呼聲，都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中國思想界在全球化的沖擊下陣腳大亂的現實。什么叫西方的“文化霸權”呢？”文化霸權”這個詞本身就是個舶來品。鄧先生文章本身，就充滿了諸如“語境化”等艱澀的西方詞匯。用這樣的語言來反對西方的“文化霸權”，本身就是對這種“本土主義”的一個嘲諷。
學術就是學術。我們沒有自己的學術框架，借用一下人家的，這就像國產車的引擎不過關，引進一個國外的引擎一樣，是起步時之必須。中國的學者現在有個不好的風氣：看到一個理論，不討論這個理論本身是否有價值，是否對我們認識世界有幫助，而首先要看這個理論是從哪里來的，是不是一種“文化霸權”。這樣的習氣，筆者在國外讀了十年書，還從來沒有見過。美國一些大學，許多學者是外國人，許多討論會都是國際性的，你很難用“西方”來定義。在人家那里，大家注意的，是如果擺脫自己文化中的思想習慣，看看“外來人”是怎么思維的，能不能借用。我們中國學者如果有令人信服的理論框架，那些西方人會馬上搬過去。事實上，所謂反對西方的“文化霸權”的思潮，大都是在西方的大學校園里開始的。中國學者的問題是自己拿不出東西來，所以才一天到晚在那里談保這個反那個。
鄧先生提出的移植西方學術制度的失敗例證，也似是而非。西方國家的大學和研究機構要求相關人員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和論著的制度，當然要學。據鄧先生說，我們學歪了，那些善于搞“公關”的人常常拿到科研經費，發表更多的論文；那些有真才實學但不會交際的學者反而被淘汰。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又說明什么呢？如果我們科研經費的審批程序、出版社的經營等制度都按西方的模式改革了，是不是我們的學術制度也能會更公平一點呢？如果鄧先生認為不該向西方學習，大學和研究機構是否應該不硬性要求有關人員發表論文呢？如此一來，學術評審的標準又該是什么呢？
“本土主義”者們一會兒發表個文化宣言，一會兒又要反對人家的“文化霸權”。但自己卻提不出任何解決的辦法來。其實你到學術文化發達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人家那里，是絕沒有我們這樣熱鬧的。學術就是學術，關鍵是拿出成果來。
嚷嚷得兇，干得少，只能說明創造性的匱乏，學術文化的衰落。
□薛涌(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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