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網專稿】記者 徐斌

　　2010年9月25日上午，在“2010中國宏觀經濟預測秋季論壇”上，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在演講中表示，中美兩國在匯率政策問題上都存在問題。

　　他說：“中美都面臨著經濟的調整和再平衡，大家知道這場危機既是經濟失衡的結果，也是對于失衡的校正，從結構來看是嚴重的失衡，而這個失衡集中表現在中美兩國上。所以后危機時代兩國都面臨著一個調整和再平衡的問題。但是他們的表現不一樣，美國的失衡表現在三個方面，原因概括起來可能是美國的市場化過度，而美國政府對于市場的監管放行。美國是高消費、低儲蓄，美國國民儲蓄大概只有10%左右，家庭儲蓄基本上是零，美國人是靠著擠壓貸款和借債消費的，比如說房地產的證券擠壓，得到的貸款以后拿去買車和旅游，這在過去是沒有的。所以美國這種借債度日的狀況是不可能持續的。”

　　“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很大，而且政府的債務很多，大概去年是1.4萬億的赤字，而政府積累的債務是12萬億，占到GDP相當大的比例，而且從現在來看，這個赤字恐怕還是有增無減，這是很麻煩的事情，盡管美國的狀況和希臘的狀況不太一樣，但是這么高的政府債務不得不是一個問題。美國人一方面是靠進口的產品來消費，另一方面又是靠借債來度日，所以這兩個問題合在一起美國是面臨著也是一個嚴重的結構失衡調整。中國的狀況可能和美國正好相反，我們是市場化不足，該市場化的沒有市場化，政府管制很嚴，不該市場化的有些又完全放到市場里面去。所以中國也存在著嚴重的失衡，而這個失衡的表現和美國也返過來，我們是高儲蓄、低消費，投資率幾乎到了43%，而消費率只有48%多，和過去不可比，和其他的國家也不可比，他們都是60%到70%，我們現在不到50%。中國政府的儲蓄和企業的儲蓄不少，這個大家清楚，其實居民的儲蓄也不少，我們看一看居民的儲蓄存款，當然這兩個儲蓄不完全是一個概念，儲蓄存款我們2000年的時候大概是6萬多億，08年的時候是21萬億，幾乎是22萬億，增長了很多。所以我們的儲蓄率很高，而消費率很低。”

　　“我們貿易的狀況大家也非常清楚，我們的順差盡管08年大概3千多億，去年少了一些，今年也可能再少一些，但是數量還相當大。所以中國正好返過來，所以問題也相當嚴重，中國這種靠投資和靠出口拉動的這種經濟也是難以持續的。所以兩家都面臨著調整的問題。那么調整的方向是什么？看來美國要再工業化，要增加儲蓄，減少消費，這是美國的調整。做工業化選擇的問題，剛才上面也提到了，到底是選擇傳統產業還是選擇高新技術產業，比如說低碳產業？看來確實傳統產業在美國是沒有競爭力的，剛才陳興動先生講到，差距已經擺在這個地方，美國在傳統產業上不可能和中國競爭，新興產業作為再工業化的一個方向，它要調整的方向就是要再工業化來增加出口，增加就業，低碳產業的發展怎么樣？要什么樣的條件才能發展，這是關鍵的問題。當然現在低碳產業成為一個世界趨勢，大家可以看到在傳統的工業化方面我們落后了，在IT產業的發展上中國趕了一步，在低碳產業的發展上中國怎么樣？能不能迎頭趕上？中國的調整也很清楚，中國要降低儲蓄，增加消費，增加進口，也返過來。”

　　“這個調整的方向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要推進城市化，也可以說我們也要再工業化，因為我們的工業化可以說這30年來一個外援的工業化基本上是成功的，市場在國外，資源在國外，我們通過這個利用工業的規模經濟和國際分工優勢，因而工業化成功了。但是我們的城市化說實在的盡管速度慢，但是存在著嚴重的扭曲，一個是半拉子城市化，進城的農民工并沒有變成真正的城里人，他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消費習慣全部是農村。所以出現了一些新的中國城市化當中特有的現象，比如說留守兒童，比如說夫妻兩地分居，比如多人租屋，再加上春運高潮這樣一些特殊的事情。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城市化也是失衡的，我們城市面積的擴展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而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又快于城市生活提升的速度。從08年開始我們城市擴展建設的面積6.7%，而人口只有2.5%，至于我們的城市生活仍然保留著很多計劃經濟的色彩，單調、封閉，而且缺乏創新。盡管城市的面貌變化很大，但是城市的生活變化的并不是太大，而且我們還有很重要的問題，城市化的發展很快，服務業是落后的，我們的發展方向是清楚的。”

　　“我覺得美國要再工業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就是它要實施弱勢美元政策，因為弱勢美元就可以增加美國的出口，弱勢美元就可以提高傳統產業的成本，而把資源資金吸引到新的產業上去。但是現實我們可以看到，危機以來美元是強勢的，這個恐怕和現行國際的金融持續有關，也和外部條件有關，但是是不是和美國的政策有關？我覺得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因為美國現行的政策，如果一旦美元走貶，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經濟會出現什么問題，所以短期美元走強，長期恐怕是走貶的趨勢。”

　　“ 中國的狀況要調整，恐怕匯率調整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的匯率制度和匯率水平都存在著很大的扭曲，但是中國在回去調整上存在著一個恐懼癥，害怕企業承受不了，我們的壓力測試說是3%，實際上恐怕不是這樣，05年到08年升值了21%，中國的出口沒有下降而且增加，企業的應對能力也在犧牲。其實中國出口的收入彈性大于價格彈性，這一點也是站不住的。另外我們害怕現有的外匯資產損失，其實這個損失是已經形成的東西，是一個存量，存量隨著升值或者隨著美元的貶值都會損失，現在是怎么減少損失的問題，減少損失最主要的辦法其實就是匯率的升值，升值以后可以從供給和需求量兩個方面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減少供給，減少外匯的增加，恐怕只有匯率動，我們的利率和其他的要素價格才有可能進一步調整。”

　　“ 政府的政策，我覺得兩個國家當中恐怕也是有問題的，美國既然是這樣一個辦法，但是美國現在實施的一些政策，比如說前一項宣布的對于中產階級永久性的減稅，那么減稅到底是刺激消費還是增加儲蓄？很清楚，我覺得恐怕減稅很重要的方面是增加消費，而美國要減少消費，所以這個政策也不見得是合適的。美國現在的盡量寬松政策我們看看是什么結果？我覺得恐怕與他調整的方向也不見得是相一致的，因為這個盡量寬松的政策可能有利于一些大的金融機構，而不是有利于經濟的調整。”

　　“中國的金融政策，既然我們有這樣一些顧慮，所以我們現在的調整基本上是兩個辦法，一個是投資，給哪里多哪里少是可以調整的，中國現在主要用的是這個辦法，因為增加基礎設施投資也好，包括其他的也好都是這個情況。中國很少用價格的辦法，匯率不動，利率不動，其他的要素價格基本不動，這個對于調整是相當不利的。只有使這些價格動起來，才能真正是一種市場性的調整，而不是政府在那里操縱。”

　　“在這個問題上，如果說中美兩國要進行調整，我覺得恐怕進行合作是必要的，但是各個國家都從本國利益出發，在這里面確實存在著很大的一些不一定配合的地方。最近美國參議院要通過對于匯率低的國家實行征收反補貼費，人民幣升值并沒有解決美國的問題，而美國想讓別人承擔成本是不可能的。如果想合作，我想恐怕互惠是必要的，要很好的來考慮一下，共同來承擔成本，共同來分享調整的利益，這才有可能。”

　　(證券市場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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