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小魯先生近期再次推出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報告引起了多方關注，其中的重要結論包括：“與3年前相比，中國的灰色收入已經高達5.4萬億，約占到國民總收入的15%。而且，這些灰色收入有將近2/3進入了10%最高收入人群的腰包”。于是乎，輿論當然嘩然，如何控制灰色收入儼然成了收入分配調節的重要話題。

　　中國觀察 沈洪溥 專欄

　　王小魯先生近期再次推出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報告引起了多方關注，其中的重要結論包括：“與3年前相比，中國的灰色收入已經高達5.4萬億，約占到國民總收入的15%。而且，這些灰色收入有將近2/3進入了10%最高收入人群的腰包”。于是乎，輿論當然嘩然，如何控制灰色收入儼然成了收入分配調節的重要話題。

　　但是，筆者并不認為，民眾眼中、專家筆下以及媒體報道中的“灰色收入”確實是一個東西。如果連這都不確定，那么，每每激起民憤的所謂“灰色收入”也并不真的可防、可控、可治。

　　從語詞角度來看，“灰色收入”如同“潛規則”一般，屬于生造出來的詞匯，涵蓋范圍并不清晰。關于它的規范譯法，多見“off-the-booksincom e”，即所謂賬外收入，與意指不法收入的“黑色收入”和合理、合法收入的“白色收入”相對，屬于黑、白收入的中間地帶。從這層意義上講，“灰色收入”的意義邊界是可控的，它更接近于所謂的“隱性收入”，很難讓人產生惡感。比如說，“隱性收入”就至少包括工資、獎金、津貼、補助等正常渠道之外取得的非公開性收入，如兼職兼業收入，業余進行的經營收入、勞務報酬所得等。而這類非公開收入，事實上是和普羅大眾中的相當部分都沾邊的。

　　因此，民眾所反感的“灰色收入”其實并不包括自身的賬外收入，而是指巨富高官們的巧取豪奪所得、貪贓枉法所得、收賄受賄所得、設租尋租所得等等，觀眾眼見、聞者心知，但卻都既無實據，也并沒有檢察院、法院來查證違法事實，只好憤憤然地將某些人的暴富歸因于“灰色收入”。

　　而學者眼中，似乎有別于此。僅舉一例，按照王小魯先生的說法，以獎金、津貼、補貼論，就有顏色之分———“有些政府機關或壟斷國企，慷公共資金之慨，以種種名義給官員、管理層或職工提供的遠高于市場常規的福利或額外給付”，實際上侵害了公眾利益，就屬于“灰色收入”。但此處，高于多少算“遠高”，“市場常規”是多少，卻又語焉不詳。在媒體報道看，卻又有意無意地混淆了民意所向與專家興趣，將“灰色收入”解釋成了實際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經過比較就可以發現，不同群體在看待“灰色收入”方面，幾乎都存在選擇性失明問題。而作為一個正在被多數人士大義凜然譴責的概念，灰色收入到底是什么，卻至今連邊界、內涵都不清楚。在此基礎上，專家層面，提出5.4萬億元的說法，當然聳動，卻僅僅是一家之言。急吼吼地對著這個數字抒發感情、發泄憤怒，無疑是非�；奶啤�無聊，甚至搞笑的。

　　筆者以為，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社會淵源和經濟結構因素，不能一概推給“灰色收入”的存在而了事。譬如，城鄉收入的差別形成，既在于長期以來存在的行政層面的城鄉切割治理因素，也在于一度因政策原因產生的工業品和農業品價格剪刀差，更在于城鄉生產率差別和產業結構差異等，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近10億農村人口和4億城市人口的收入差異，這是重要的宏觀因素。深入到行業中觀層面，則又有周期與非周期、壟斷與非壟斷等差別，決定了行業從業人員的收入分配差異。再深入到微觀企業乃至個人層面，則又有能力、機遇和其他差異性因素。如果罔顧這些主客觀因素，僅歸咎于灰色收入，則有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的嫌疑。而將統計遺漏中的大部分統統歸入其中，則更可能是錯誤的做法。

　　當然，“灰色收入”的提法也并非全無價值。其真正意義在于，關于它的激辯，該時時提醒立法者、執政者、研究者與圍觀者，社會中黑色、白色收入的中間地帶不宜過于遼闊。通過建立新法規、健全舊法規，彌補法律體系的漏洞，就大可將部分“灰色收入”切割到違法犯罪一邊去。對此，實在不宜再姑息或者遲疑。否則，該是“黑色”的收入，日久天長，就可能逐漸被理解為“灰色收入”，與此同時，憤怒仍然會被廉價地發泄，“灰色收入”也只是日復一日地充當百無一用的話題靶子。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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