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飆

　　所謂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成山雨欲來之勢，從參與其事的部門和機構中所傳出的信息也顯示，政府的某種矯正方案很可能在年內推出；目前還沒有任何信息讓我們判斷，將有哪些手段會被用來矯正收入差距，因此對未來的方案也無從評估，不過，僅從把收入差距本身視為癥結所在這一點來看，有關部門似乎并未摸清脈象，更未摸到門道。

　　當前的貧富差距確實異常嚴重，但這只是一個表象，反映了其背后的諸多制度弊端和不公正；如果說這是一種危險，那也是導致它的那些因素所帶來的危險，即便這些因素并未導致貧富差距，也同樣危險，或者，其導致的差距被再分配政策強行扭轉了，危險也會同樣存在，相反，若這些因素被消除了，即便貧富差距依然存在，也不會對社會安定有什么威脅，換句話說，貧富差距本身不是問題。

　　通常認為，通過賦予個人以滿足各種需要所需的購買力，財富可以帶給人適意、快樂和幸福，這是沒錯的，但是財富給人幸福的方式，是動態和相對的，即，滿足感并非來自你擁有某種東西這一事實，而是來自你從不擁有到擁有這一變化，或你意識到身邊其他人不擁有而你卻擁有這一事實：一個剛剛做砸一筆生意的億萬富翁，未必會比一個剛剛掙到50塊工錢的搬運工更快樂。

　　所以，我們無從知道，更高的財富水平，或者更小的貧富差距，是否會讓一個社會更和諧；縮小貧富差距，或許減少了窮困者的痛苦和焦慮，但也降低了較富裕者的快樂和適意；我們只能知道，財富增長的過程可以帶來更多快樂；而且，即便我們能夠消除由差距所帶來的痛苦和焦慮，是否值得這么做呢？

　　如同快樂和滿足感一樣，痛苦和焦慮是進化過程為我們設計的激勵機制，它確保了我們以生存和繁衍為目標的行為模式得以正常運行；焦慮機制被設計得很靈活，其閾值會隨條件的改變而升降，要消除它們，需要抹除一切細微的差距和波動，到那時，或許每個人都會過得像唐氏綜合征患者那樣無欲無求、天真快樂了，但這果真是我們所要的結果嗎？那時候，支撐我們每日勞作、求知、逐利、爭勝、探索、創造的動力還存在嗎？整個文明還能維續嗎？

　　作為個人，喜歡寧靜淡泊，討厭緊張、焦慮和富于挑戰性的生活，是無可厚非的，但對于社會整體，任何人是否有權主張它該變得更緊張或者更寧靜？談論總體的幸福水平是無意義的，因為快樂屬于個人，不可加總和平均；唯一有意義的問題是：何種焦慮會導致和平合法的努力和競爭，而何種焦慮將導致破壞性甚至反社會的行為？

　　顯然，如果引起我焦慮的種種差距，多數是由個性、天賦、機遇、努力和聲譽等方面的差別所造成的，將更可能激勵我去挖掘天賦、培養能力、尋找機遇、努力工作和建立聲譽，相反，如果我所目睹的種種差距，多半來自特權、舞弊、欺詐、暴力侵占、殺人越貨、欺行霸市和政治謀略，那么，我當然更可能努力投身于此道；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差距是由什么造成的？

　　一個法治良好、權利有保障、機會開放的社會，貧富差距不會危及社會秩序；在個人消費上，富人和窮人的差距遠不如基尼系數所顯示的那么大，富人的財富大部分用于投資和社會性消費(比如慈善和學術贊助)上，而這些活動多少都能惠及窮人；即便從福利均等主義的角度出發，也沒有理由讓更多的人來控制這筆投資，除非再分配的程度達到能削減資本家個人消費的程度；實際上，從諾貝爾、卡內基、洛克菲勒、福特，到蓋茨和巴菲特，他們所積累的巨額財富，只有很小部分變成了其個人和家族的消費。

　　相反，在一個缺乏法治、機會依賴于特權、財產權也得不到保障的社會，富人們要么及時行樂，在失去權勢之前盡快享用財富，要么不得不拿出很大一塊資源，去保護財產免受侵奪，去謀求和維持其特權地位，去到種種爾虞我詐勾心斗角合縱連橫中爭得有利位置，而從所有這些開銷中，善良的窮人是分不到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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