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濱生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是推進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我們應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高度，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的高度，充分認識提高職工工資、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重要性。

　　充分認識加快提高職工工資的重要性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職工工資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但在國民收入分配中還存在著普通職工工資收入水平偏低、低收入職工比重過大的突出問題，制約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和企業發展方式的轉變。

　　收入是決定消費的根本因素，消費需求不足歸根到底是由于勞動報酬占比偏低。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從1997年到2007年的10年間，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提高職工工資，有利于改善民生、提振信心，促進消費、擴大內需。此外，通過各地差異化的最低工資引導，還有利于加快產業升級和梯度轉移，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增強我國經濟發展后勁。

　　一段時期以來，大量低端勞動密集型企業依靠低成本勞動力優勢謀取利潤，其弊端日益顯現。提高職工工資，有利于引導企業依靠改進經營管理、技術創新和節能降耗提高企業競爭力；有利于改變“利潤侵蝕工資”的現象，讓廣大職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推動和諧勞動關系建設，促進社會和諧。

　　提高職工工資收入首先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最低工資制度是政府調節企業工資分配、保障低收入勞動者取得合理報酬的重要手段。目前，最低工資制度在實施中面臨不少問題。一是最低工資制度剛性不強。雖然我國最低工資制度在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中均有規定，但具體實施主要是通過國務院相關部門的政策性文件來指導的，約束力較小。二是最低工資調整機制不健全。最低工資如何設定、如何調整，有關法律規范中只有原則規定，各地在確定最低工資標準時參考因素不一，一些地區沒有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及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三是一些用人單位規避最低工資制度。相當多的企業把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作為職工“標準工資”，一些企業以食宿費、福利費充抵工資，有的企業采取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定額等手段變相違反最低工資規定。四是最低工資標準偏低且提高較慢。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的比例，是衡量最低工資水平的重要指標。目前絕大部分省區的最低工資標準低于當地平均工資的40%，而國際上一般為40%至60%。同時，最低工資增速大大落后于經濟增速和職工平均工資增速，這也是普通職工和農民工工資偏低、低收入職工比例偏大的重要原因。五是近1/3的職工工資徘徊在最低工資標準附近。據全國總工會2009年底的調查，職工月工資與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相比，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占4.8%，高出當地最低工資標準50元以下的占10.9%，高出50元至100元的占12.5%，三者合計占28.2%。考慮到超時勞動的普遍存在，制度工時內實際工資在最低工資標準附近的職工更多。

　　加快建立健全最低工資標準正常調整機制

　　提高職工工資不能僅僅依靠市場機制，而需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形成最低工資標準正常調整機制，促進最低工資水平持續穩定提高。

　　提高最低工資制度的立法層次。盡快制定最低工資條例或修改最低工資規定，適時研究制定最低工資法，對最低工資制度作出更具體、更明確的規定。加大監管力度，強化對違反最低工資制度的制裁措施，及時糾正和嚴格查處壓低實際工資、變相違反最低工資制度的行為。

　　建立最低工資標準定期上調機制。應明確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最低工資標準每年調整一次，每次調整不應低于GDP和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

　　提高最低工資占社會平均工資的比例。制定時間表，促使各地最低工資標準普遍達到社會平均工資40%—60%的水平，確保最低工資標準跟上經濟社會發展。各地在研究確定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幅度時，應充分考慮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方面支出增長的因素。

　　充分發揮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的作用。由政府牽頭，勞動行政部門、工會、企業共同組成三方委員會，適時提出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意見和實施方案。

　　研究確定特殊形式、特殊行業的最低工資標準。完善對實行計件工資制、提成工資制等特殊工資形式的勞動者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研究制定部分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最低工資標準，以更好地體現最低工資標準的適用性。

　　(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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