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應該的”

　　《商務周刊》：有學者認為美國借錢超前消費的模式是金融危機的禍首，因此應該反思以消費信貸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您的觀點呢？

　　陳志武：美國的消費驅動型模式在這次危機后不會改變，只是程度上會收斂，但中國今后恰恰需要內需和消費的增長來代替，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的增長。在今天的中國，談戀愛的時候女孩子會要求男朋友有房子、汽車，可以想象一下像我們這樣農村出生長大的小孩，盡管也許有才華，未來前景也好，但如果沒有按揭貸款，我們怎么和那些家庭背景更好的年輕人在戀愛市場上競爭？說到底，金融產品一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原本在不同年齡、不同時期的收入跨時間跨空間進行重新配置，讓我們不至于年輕時最想花錢、最能花錢的時候恰恰最沒錢，而老了以后有錢又沒有了花錢的動力。美國的消費借貸金融為什么在19世紀后半期發(fā)展起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方方面面的保險、信貸和基金產品，對于建立和諧社會，降低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生活方式的差距，給年輕人提供平等受教育的機會等等方面，產生了那么多正面的效應。

　　我們要分析，強化對金融行業(yè)監(jiān)管的結果可能會使哪些社會群體付出更大的利益犧牲。比如說如果卡死針對消費者的金融服務產品，那么為此付出代價的絕對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和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從銀行的監(jiān)管體系來看，沒有那些消費信貸金融公司的出現，為他們的監(jiān)管省了很多事兒，但這些中低等收入家庭和年輕人要談戀愛要結婚啊。我們想象一下，如果沒有住房、汽車、鋼琴等按揭貸款，很明顯有錢的家庭還可以享受這些東西，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戀愛、婚姻、生活、教育、就業(yè)等的機會方面就會面臨非常大的不平等。

　　《商務周刊》：還有人認為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爆發(fā)的根本原因是美聯(lián)儲這些年來執(zhí)行的寬松貨幣政策，您如何看這種觀點？

　　陳志武：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認同這個判斷：美聯(lián)儲的貨幣政策過于寬松，為金融危機埋下了根本的伏筆。但我認為不能完全怪美聯(lián)儲，因為美聯(lián)儲的社會分工和職責是掌握貨幣的供給量，使其不至于太多或太少，不讓通貨膨脹率失控。從社會職責的角度，美聯(lián)儲沒有責任為了解決社會的其他問題而改變自己的職業(yè)判斷。而判斷貨幣供應量的多少，最重要甚至獨一無二的指標就是通貨膨脹率即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只要通貨膨脹率沒有失控，那就說明貨幣供應量并沒有太多。如果從這個指標來說，不能去怪格林斯潘，因為他掌權期間的CPI指數非常低，幾乎沒有超過4%的水平。但是，CPI指數的構成，到底應不應該包括房地產價格？要包括進去的話，分量有多高？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技術問題。所以如果說因為CPI沒有反映真實的市場價格，所以才使得美聯(lián)儲在這么多年以來有一種錯覺，進而導致金融危機的話，那么這對今天的中國就有非常直接的借鑒意義。因為中國現在面臨同樣的問題，就是現在的CPI是負的，官方的CPI數字看不出有通脹的跡象，而我們知道資產價格的增長幅度其實已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繼續(xù)按照現在CPI指數的構成來計算權重的話，那么必然也會給中國未來埋下同樣類型的金融危機的伏筆。

　　《商務周刊》：金融危機之后，許多人擔心美國大印鈔票使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將不斷貶值，相應地中國也應將人民幣貶值，您對于這個問題怎么看？

　　陳志武：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23年，我感覺不到物價有什么太大的變化。要說中國和美國在通貨膨脹方面進行比較的話，中國今天10塊錢的價值遠遠低于25年前的一塊錢。但是美元呢，1986年我剛到美國的時候在耶魯大學的食堂吃飯，自助餐5美元左右，現在仍然是5、6美元。所以美元作為儲藏貨幣，它的保值能力我覺得至少比歐元和日元更高。當然今年年初開始，更多的擔心是對美元未來貶值的預期加大了，到目前為止美元本身的貶值、濫印鈔票這完全是一個現實。從我個人的判斷，我一直覺得未來美元貶值的趨勢幾乎難以避免，因為美國有這么多的債務。美國要維系全球金融安全秩序成本是非常高的，這個成本每個國家都應該分擔一點，分擔的方式是大家可以接受美元小范圍內的貶值。所以我覺得美元進行一點點的貶值也許是應該的，當然我說這樣的話，可能很多人要臭罵我。

　　但總體上，我覺得現在中國向美國政府表達對美元貶值的擔憂，施加這種壓力，非常有必要，也不一定會改變他們的行為，但多少會產生影響，贏得世界很多國家、專業(yè)人士或者政客的認同。從長遠來說，美元作為絕對的主權儲備貨幣和貿易貨幣所帶來的對其他國家的影響非常大，這就是為什么那么多人包括我自己，非常認同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建立超主權儲備貨幣的觀點。但客觀來講，現在除了抱怨和施加壓力以外，未來這些年還難以改變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儲備貨幣和國際貿易結算工具的貨幣格局。美元之所以成為國際貿易儲備的主要貨幣，跟美國的貿易逆差這么大有很大關系，所以即使中國能夠在未來幾年里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資本賬戶進一步放開，在人民幣成為真正的國際儲備貨幣之前，我覺得中國的進出口順差必須要縮小。換句話說，只要中國的國際貿易順差還這么大，怎么可能讓人民幣成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呢？中國現在也計劃要做“馬歇爾計劃”這樣的事情，這里面有一個很根本的悖論，你本來就有這么多多余的美元外匯儲備，你還要往外發(fā)出去更多的人民幣，那不是讓中國的外匯儲備更加天量，更加過份的膨脹嗎？

　　“4萬億”和“7萬億”

　　讓改革的動力和壓力變小

　　《商務周刊》：今年上半年，中國的銀行信貸井噴至7.37萬億元，到年底會達到10萬億，這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陳志武：7萬億元的天量信貸進入中國的資產市場，會產生更多的流動性，給資產市場價格提供幾個月的上漲空間。這讓我想起以前老話說的“南京路上好八連：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現在這個貸款很多都會變成壞賬，只是時間問題。從這個角度來判斷，我覺得一些問題要表露出來還需要幾年時間。

　　另外這次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總體上帶來的沖擊從表面上看不是很大，但是在結構上打擊非常大，最大的打擊是給很多人提供了一個得出錯誤結論的機會，這個結論就是以國有企業(yè)主導的經濟體系，加上嚴格的政府管制這樣一個制度安排，反而有利于中國規(guī)避金融風險的沖擊。在得出這個結論之后，我們會進一步強化國有經濟的比重，強化“國進民退”的趨勢。我擔心這可能會使中國的法治和市場化改革產生一些倒退。

　　只要這種國進民退的趨勢被繼續(xù)強化，讓國有經濟的比重繼續(xù)增高，中國經濟模式的轉型，減少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的愿望就很難實現，甚至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是第一個后果。

　　第二個后果是，中國的就業(yè)增長必然會走下坡路。道理很簡單，過去10年里，盡管每年投入國有企業(yè)的資金平均是投入民營經濟資金的3.5倍左右，但在就業(yè)方面，國有經濟平均每年損失掉100萬個就業(yè)機會，是負貢獻，而民營經濟過去10年里每年提供的新增就業(yè)崗位都在400萬—600萬之間。

　　第三個后果，對老百姓的收入增長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就業(yè)機會減少使得接下來中國勞動力市場上供過于求的局面會繼續(xù)惡化，由此對勞動力價格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也就是說因為這7萬億的投資去向，至少未來一兩年內中國普通老百姓的工資下降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第四個負面后果是對產業(yè)結構的調整非常不利。越來越強化的國進民退，使掌握在國家手里的財富越來越多，政府會把這些錢花在基層設施和大的工業(yè)項目上面，尤其是高污染的重工業(yè)。如果把更多的收入和財富留給民間，讓老百姓去花，他們會把這些錢花在跟民生和消費品有關的輕工業(yè)上。

　　第五個后果就是使得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停滯不前。根據我對不同國家的時政研究，結論很明顯，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國家法治水平就越低。國有企業(yè)是政府的大兒子，有人違約的時候，從法院到全國人大再到政府的行政官員，他們會更偏袒民營企業(yè)還是國有企業(yè)？答案不言自明。這種法律面前、行政權力面前不平等的事實維系的時間越長，對于整個社會法治精神的侵蝕程度就會越惡劣。

　　《商務周刊》：可能政府的思路是中國企業(yè)的競爭力和其他發(fā)達國家還無法相比，所以政府一心想把國企做大做強。

　　陳志武：這是一個錯誤的藥方。這個藥方會使中國本來有機會在未來建立國際競爭力的企業(yè)，反而機會變小。我知道國資委近幾年在國企改革上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干部能上能下、引入外部董事、進行績效考核等等，但終究換湯不換料。獨立董事到底能行使多大的監(jiān)督權，到底對企業(yè)的發(fā)展懂多少，換來換去從黨小組到董事會，再從董事會到大學教授，都不見得懂多少企業(yè)經營。總裁很輕易就能解雇其他人，自己卻能上不能下。從績效考核的角度，每個行業(yè)不一樣，每個行業(yè)里的企業(yè)都不一樣，所以想統(tǒng)一制定一個業(yè)績考核標準是很難的。根據我的了解，一些大央企的集團公司下面的上市、非上市子公司有多個，對國企的審計也不是很嚴格，在財務上關聯(lián)交易做手腳的空間還是很大。我自己也做企業(yè)管理，知道這種業(yè)績考核真正做起來還是很難的。

　　如果國有企業(yè)可以產生出強大的國際競爭力的話，為什么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時沒有激發(fā)出來呢？當年前蘇聯(lián)也沒有做到呢？道理很簡單，大國企的管理層們追求的不是真正的經濟利益，不是企業(yè)賺錢的能力和開拓市場的能力，而是他自己在國有體系里的級別如何才能上升，是級別的最大化，而不是企業(yè)收益的最大化。這里面帶來的一個根本問題是，規(guī)模做大不一定真的強，比如中國的三大國有銀行在規(guī)模上已經排到了世界前幾名，但它們的贏利90%多都來自于利差，等于是中國人民銀行送給它們的禮物，而不是真正靠市場競爭得到的優(yōu)勢。這是一種虛胖，是不可持續(xù)的。現在很多人主張把中國的金融體系封閉起來，不允許外資進入。這就像我們教小孩子游泳一樣，不讓他下水，長大了讓他去拿冠軍，十有八九是不可能的。

　　《商務周刊》：那么您覺得正確的藥方是什么？

　　陳志武：正確的藥方就是發(fā)展民營經濟，給民營經濟更大的空間和更多的支持。讓國有企業(yè)要么民營化，要么通過民營發(fā)展的方式讓老百姓直接分享它們的收益，然后由老百姓投票來決定國有企業(yè)管理權的歸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成立32支國民權益基金，把國有資產都融入進去，然后把全國的國民權益基金按照13億人口的比例全部分配下去，地方的國民權益基金按照“當地的居民多分，外來的居民少分”的原則也均分下去。這樣最能規(guī)避現在沒有辦法保證透明公正公平的制度環(huán)境。這次金融危機出現以后，本來也許可以給中國政府提供更根本性改革的壓力，但是經過4萬億的大手腳和7萬億的天量貸款，又把GDP給弄上來了。這樣一來的話，改革的動力和壓力又變小，所以未來短期內改革還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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