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7月31日上午9時至12時，洛陽市城市供水價格改革調整聽證會在洛陽航空城酒店舉行。會議由洛陽市發改委組織召開，包括消費者代表、經營者代表、利益相關方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政府部門代表和專家在內的18名代表，出席了聽證會。據聽證會宣布統計結果：本次聽證會17人贊成漲價，1人反對。(8月1日《大河報》)

　　長久以來，聽證會一直被坊間揶揄為“聽漲會”，因為就我們目之所及，幾乎逢聽必漲，如今洛陽水價調整聽證會，堪稱“聽漲會”的又一最近注腳。“欲漲水價，何患無辭”，令人悲哀的是，18名聽證代表中僅有1人反對，多達17人表示贊成。如此失衡的力量對比，實在耐人尋味。

　　《價格法》規定，制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證會制度。聽證制度設立的初衷原本是通過聽證代表參與的方式，使多方觀點得到充分表達，并進行討價還價式的觀點博弈，使政府決策趨向合理化，使公共政策能夠體現多方意志。正因為如此，一個健康而完善的聽證會，呈現的必然是唇槍舌劍，各種利益方必然為捍衛自身利益、捍衛所代表群體的利益而爭得不亦樂乎。

　　但反觀洛陽水價聽證會，很靜很和諧，各種利益主體幾乎保持高度一致，毫無觀點充分博弈的場面。這正常嗎？

　　從報道中可知，此次聽證會的聽證代表，包括消費者代表、經營者代表、利益相關方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政府部門代表和專家，縱觀這些代表，可謂存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比如以消費者代表為例，他們應該代表著廣大消費者利益，但令人遺憾的是，消費者代表并未如此。僅有1人明確表示反對任何漲價方案，是洛陽市人大代表、聽證會參加人劉永康。

　　聽證會之所以異化為“聽漲會”，一大原因即與聽證代表“來路不明”有關。有學者披露，一些聽證會的聽證代表，在遴選程序、標準、數量和比例上都不明確，有的代表在開會之前僅做了小范圍或比較膚淺的調查，有的甚至沒有進行調查，代表性不強。另外，部分聽證會主辦方在會前就和代表達成了默契，一些與政府部門持不同意見的群眾或團體沒有充分發言權，甚至無緣與會。應該說這類現象十分普遍，也正因為如此，聽證代表才和漲價方步調一致，言聽計從，亦步亦趨。

　　聽證會濫觴于國外，對我們來說是舶來品，遺憾的是我們只學會了這一形式，并未學到精髓，更可悲的是，許多時候聽證會成了一些利益集團實現自身利益的遮羞布，欲達到這一目的，就在聽證代表上做手腳，找取的聽證代表幾乎都是聽命于自己的，這與國外的做法明顯不同。據報道，在美國，漲價的聽證會事關公共，各級政府的決策，無論出于什么目的，在一定形式上，都要均衡考慮各利益集團訴求。

　　漲聲響起來，聽證會一次又一次地粉墨登場著。如果聽證代表不透明，如果我們依然“被代表”，如果聽證會一再異化為“聽漲會”，這樣的聽證會不聽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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