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倒一切的“保增長”

　　大洋彼岸的中國是另一番景象：美國市場已經意興闌珊了，中國人決心把“盛宴”繼續擺下去。

　　1—4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3.71萬億元，同比增長30.5%，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完成的投資增長39.3%；鐵路運輸業投資增長94.2%；施工項目計劃總投資24.89萬億元，同比增長29.8%；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3.68萬億元，同比增長90.7%；新增信貸5.17萬億元，同比多增3.37萬億元……

　　一季度地方諸侯們拿出的“成績單”，更展示了投資“單引擎”驅動中國經濟的局面：該季中國GDP增長僅為6.1%，31個省市自治區中卻有11個達到兩位數，23個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而所有超過全國GDP平均水平的省市自治區，投資增速也同時超過了全國水平，11個兩位數GDP增長的省市自治區后面也是兩位數的投資增速。

　　面對中央“保增長”的重壓，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的外貿1—4月同比下降24.3%，消費又難堪大任，能夠發揮“立竿見影”效果的投資競相受到集體追捧。官方媒體為此驚呼，“保增長”正在變味為“投資競賽”。

　　這種熱后面透出的卻是冷。剛剛出爐的4月份主要宏觀運行數據，沒有改變繼續下滑的局面：CPI同比下降1.5%、PPI同比下降6.6%，是6年來首次出現連續三個月“雙負”增長；全國發電量同比下降3.5%，降幅環比擴大2.2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增速為7.3%，比上月低1個百分點；出口同比下降22.6%，降幅環比加深5.5個百分點……

　　許多主流分析人士“沙里淘金”般找到為數不多的緩解或趨好數據，但這根本壓不住大小主政者心中“火燒火燎”的“首先復蘇”情緒。

　　“盡管決策層寄望通過此次危機形成調整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倒逼機制，加大改革力度，理順中國高增長、高投資、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發展模式，但為此提出的‘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九字危機應對戰略，現在還是變成了‘保增長’壓倒一切，甚至是不顧一切。”中央黨校研究室一位教授遺憾地告訴《商務周刊》。

　　“環境保護者擔心政府已錯失了利用經濟放緩使中國走上更加清潔發展道路的良機，反而又借機興起新一輪高污染高增長發展期。”4月18日，《紐約時報》刊發了記者喬納森·安思菲爾德署名文章《經濟低迷改變中國產業發展優先權》，稱“為緊急應對經濟低迷，中國國家環保部開通了一條新的加快審批產業項目的‘綠色通道’。省級環保部門也在迅速跟進，將環境影響評估時限從原來最長的60天縮減為5天。”

　　對此，環保部的新聞官員向《商務周刊》表示，對符合環保準入條件的項目開通“綠色通道”，與對“兩高一資”項目嚴格把關并不矛盾。不過，環保部在2008年12月4日下發的《關于當前經濟形勢下做好環境影響評價審批工作的通知》中也承認，“近期發現，一些地方存在片面追求審批速度、放松對‘兩高一資’等項目的環境管理或盲目下放環評審批權限等問題。”

　　本刊記者在一份去年11月以來的環評項目統計文件中了解到：從2008年11月到今年5月20日，環保部總共批覆環評項目389件，同比多批106件，項目投資達11565.8億元。其中最集中的2008年11月—2009年2月，通過了246件，涉及投資9700億元。

　　“當然不是環保部的問題，現在是誰擋道保增長，誰就是影響大局。這個罪名誰擔得起？”一位環保部門的內部人士滿腹牢騷地告訴記者，“就像去年11月份，兩個半小時審一本環評項目，你說這是我們愿意干的嗎？”他認為，所謂倒逼機制完全成了空想。

　　煩惱同樣出現在“調結構”上。去年年初，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推動拉開了珠三角經濟轉型，以“騰籠換鳥”的構想，期望通過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借助金融危機淘汰高消耗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為廣東升級換代更多高科技含量的現代產業。

　　“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產能力。”2008年11月，針對各方質疑和批評，汪洋在廣東省特區工作會議上豪邁地說，“走我們自己的路，科學發展的路，讓別人議論去吧。不管別人怎么說，雙轉移要堅決，騰籠換鳥要堅決。千萬不要因為要保增長，不管什么都繼續上。”

　　一個月后的12月30日，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黃華華在政協第十屆廣東省委員會召開的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上透露，自己去年7月8日在北京召開的省長座談會上，曾進言希望中央穩定外經貿政策。

　　“廣東屬于外向型經濟大省，外貿依存度高達150%，相較于江浙等地區，對金融危機感受最早最深……勞動密集型企業絕大多數是廣東企業。”黃華華透露，面對溫總理，他在座談會上發言說，“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長遠來說是對的，但這有個過程，起碼要三至五年，千萬不能急轉彎。聽說中央有些部門還要出臺三個限制出口的政策。如果這三個政策真的再出臺……將影響到廣東1513億美元的出口和1100萬—1300萬人的就業……對廣東的加工貿易產業是毀滅性的打擊，并非聳人聽聞。”

　　利益的悲劇

　　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描述的那種稀有性、沖擊性、不可能預測性的“黑天鵝”，并不最可怕。最可怕的場景是，歷史醒目地標記前面是黑暗，人人都清楚自己不能掉進黑暗，但每個人都打好行裝、整齊地排好隊走向黑暗。

　　沒有人比芝加哥大學教授、國際安全政策項目主任約翰·米爾斯海默更準確地理解這一點的恐怖。以《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躋身全球國際關系頂尖學者之列的米氏，在2006年3月與史蒂芬·沃爾特發表了令美國朝野震驚的研究報告《以色列游說集團和美國外交政策》。約翰·米爾斯海默認為，過去幾十年來，美國中東政策的中心點是美以特殊關系，而不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中東政策的動力幾乎完全取決于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尤其以色列游說集團的活動，它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操控著美國的政治體系”。

　　“以色列游說集團的影響不僅限于美國對以色列的經濟援助，它們一直在努力塑造美國的中東政策，維持美國對以色列反對巴勒斯坦政策的支持是以色列游說集團的核心目標，是推動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的關鍵因素。”在米氏看來，這導致美國面臨的恐怖主義危險急劇上升，使美國實際上成為以色列擴展被占領土的幫兇，“美國國家利益完全被一小撮人脅迫了，毫無疑問最后的政策將我們的遠大理想變成了一場噩夢。”

　　不過，與華爾街利益集團相比，以色列游說集團不過是“小巫見大巫”。過去的20年，以高盛公司的“套利大師”羅伯特·魯賓進入克林頓政府掌管財政大權為標志，華爾街勢力從商業社會全面進入了政治社會，完成了權錢的完美交易。

　　其最大的特點就是，以新自由主義為幌子，魯賓、格林斯潘、保爾森目標一致地連續作戰，徹底拆除了因大蕭條教訓而建立的對金融業過度投機的懲罰性律條。如果說以色列游說集團還只是把美國的對外政策引進了“死胡同”，華爾街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后幾乎將美國和它的霸權地位賭光。

　　即使現在奧巴馬政府不得不打掃“華爾街垃圾”的時刻，保爾森的得意弟子、現任財政部長蓋特納仍然堅持動用納稅人的錢來購買美國銀行業賬上的毒資產。“唯一不同的是，老師的提議是讓政府直接買下毒資產，學生則是讓政府借錢給私人投資者購買。”保羅·克魯格曼非常不理解為什么又是華爾街的人監管華爾街的違法亂紀，“無論如何，這都不過是用一種拐彎抹角、喬裝打扮的方式繼續為華爾街的損失進行補貼。”

　　類似的故事同樣發生在中國。當決策層將自己的遠見卓識精髓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指導方針后，這項得到絕大多數人贊同和支持的應對危機戰略，卻在一步步的執行中簡化為“保增長”，進而在經濟大幅衰退的重壓下變形為“投資競賽”。

　　“政策扭曲已經越來越嚴重。”上述中央黨校教授分析說，當收入下降、就業困難加劇、社會矛盾緊張同時浮現出來后，對經濟復蘇的耐心已經大大降低，頂不住“保穩定”壓力的各級政府和部門，更加動搖了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的決心，“不顧科學發展觀地在投資上大干快上”。

　　5月11日，《商務周刊》從發改委一位政策咨詢人士處了解到，鐵路投資的“大躍進”已經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借保增長“東風”，鐵道部啟動了總投資規模5萬億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要到2020年建成12萬公里以上鐵路，2009年全年投入7000億元。比如，為了加大投資，鐵道部調整“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將即將動工的蘭新高速鐵路和已經動工的貴廣高速鐵路，時速由原來規劃的200公里提高到350公里。這意味著，為分別節省4小時和2小時行程，項目造價將翻一番。

　　“上千億投資對屬于低收入水平的西部地區當地城鄉居民而言，一定是高昂的票價，而且將撤走大量原本能給地方鄉鎮聚集經濟活動的小車站，加劇農村蕭條，其真正的實惠，值得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他認為最嚴重的問題是，“這種偏重于大動脈建設而忽視毛細血管的交通投資思路，不但難以帶動當地經濟發展，而且對交通運輸體系本身還會造成更嚴重的結構失調。”

　　1948年2月，卡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到 ：“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事實上，目前的危機對中國而言，就是生產過剩。

　　2004年以來的5年，雖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年均高達25.4%，年均投資率51%，但銀行存差仍然從2004年的6.4萬億元飆升到2008年的15.8萬億元，說明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儲蓄大于投資的格局不但未有所改變，而且持續加重。

　　同時，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基尼系數由改革之初的0.2上升到2006年的0.47，這個收入分配差距已超過了發達國家水平，說明在貧富差距擴大的背景下，內需啟動源動力——消費不足的局面一時難以改變，使得我國不僅難以出現全面供給不足，反而已經存在全面生產過剩的基礎。

　　據十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陸百甫介紹，預計2010年我國鋼鐵產業剩余產能約2.5億噸，煤炭行業潛在產能過剩將達4億噸，電力行業目前已經出現明顯過剩，水泥行業在2005年產能過剩率就已達20%左右，紡織行業主要依賴大量出口維持產需基本平衡，汽車行業目前生產能力已超過實際需求300萬輛……

　　按照默里·羅斯巴德的解釋，大蕭條就是淘汰過剩和無效產能的過程。而中央政策中的“擴內需、調結構”，也正是順應這種經濟規律消除脂肪增強肌肉的行動。但“保增長”壓倒一切的局面下，種下的“龍種”，卻收獲了更多投資、更多過剩的“跳蚤”。

　　近日，有媒體報道，“4萬億信貸資金正流入產能過剩行業”。對此，上述發改委研究人士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地方利益、部門利益、壟斷利益等等隱形的利益集團早已形成了自己的路徑依賴。過去30年，既得利益的不斷坐大是目前結構調整體制改革難以推進的根本障礙，這種背景下，投資更容易進入產能過剩的行業。”

　　在他看來，當前情勢已經越來越危險：“我們要分析什么是長痛和短痛？什么是我們的根本目標和戰術動作？顯然，當前我國經濟最大的問題就是消費短板待補、產業結構失衡、改革推進遲緩和社保不健全。只有利用危機的倒逼機制，堅定信心改革調整上述問題，才能以短痛換取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才是我們當前經濟工作的根本目標。”

　　危機不僅在考驗人類對恐懼和苦難的承受力，更是檢驗一國領袖偉大抑或平庸的鏡鑒

　　“如果決策者因為怕一時的疼痛，或者為了數字增長目標而難下決心或政策動搖，繼續用盲目投資打氣壯膽，”他警告說，“最后的結果可能是，未來需要付出遠超過中國國力和社會可以承受的代價和痛苦。”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