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和市場之間把握好動態平衡
在政府和市場之間把握好動態平衡——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傳綸
本刊記者 魏革軍
記者：王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中國金融》雜志的采訪。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您便毅然回國，投身到財政金融教學和科研事業中，并且一干就是將近60年時間。請您回憶一下當時您是怎樣選擇了財政金融教學與研究這條職業道路的？
王傳綸：我1922年生在蘇州，在三元坊上蘇州中學，念到高二的時候抗戰爆發了，就和父母避難到上海。到上海后不久，有大學招生，我就上了西南聯大，專修經濟學。抗戰勝利后我去了清華大學念研究生，當時我的導師是陳岱孫先生。1949年我留學到了英國，在格拉斯哥大學讀政治經濟學系。1951年，當時負責清華校務的周培源先生有一次到英國訪問，我去拜訪他，經他傳信，陳岱孫先生希望我能回國執教。那年年底我就又回到了清華大學，在經濟系教課。
回國后很快我就隨同北京高校土改工作隊下到廣西參加土改，一年后回到北京。不久清華大學的經濟系便分出去了，成立了一個短暫的中央財政經濟學院，一年后，也就是1953年，又大部分都轉到了人民大學，和我一起轉到人民大學的有吳景超、代世光等等，這么多年了，其中好幾位都已經過世了。當時，陳岱孫先生在清華一直教授兩個課程——經濟思想史和財政學，到了人民大學后，他就對我說，“你來講財政學吧。”結果這一句話就讓我在這個講臺上干了56年。
記者：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財政理論教學模式是怎樣的？
王傳綸：那時候新中國成立不久，人民大學的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可以說一切都在和蘇聯接軌：不論是專業系科設置(政治經濟學、財政學、貿易、外交等系)，還是教學內容，都有很重的蘇聯風格。我們教員當時的任務就是要把蘇聯的東西搬進課堂，于是組織上還派了很多蘇聯專家來培訓教員，每個系都安排了些，小的系分到一、兩個，大的院系三、四個，他們多數來自莫斯科財政學院、莫斯科大學、列寧格勒大學等院校，態度認真，工作比較扎實。培訓方法是由專家講授蘇聯的情況，翻譯好后，教員整理自己的教綱，然后講給中國學生。
就我們系來說，財政學是基本課，其他的還有蘇聯國家預算、基本預算投資撥款、稅收和企業財務等課程。我們教員當時的指導思想是：蘇聯的道理是可以接受的，理論部分也是可以直接講的，但要和中國實際結合。當然，這個原則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一開始的時候我們也只能講蘇聯財政，后來內容上才開始有變化，逐步加入中國的實例，并注意和學生講清楚哪些是蘇聯能做，我們現在也能做的，而哪些是我們不能硬套蘇聯模式的。
金融學方面由于內容的原因，西方的理論和實例可以稍微多一些。馬克思貨幣理論與西方的關聯很多，蘇聯在這方面做的研究也不少，比如資本主義通貨膨脹和蘇聯的貨幣問題的聯系等，這些內容我們當時也講。
總的來說，這樣幾年的努力為人民大學的教學建設打下了一個知識的基礎。雖然這樣的財政金融教學安排主要是迎合當時的集中的計劃經濟體系，而且在教學中灌輸蘇聯經驗多一些，理論分析和探討少一些，但回憶當時的主觀因素和客觀條件，這也是一條必然的路子。“文革”之前的格局，大抵就是這樣了。
記者：近60年的教學生涯讓您見證了新中國財政理論的歷史演變，請您談一談中國特色的獨立財政金融理論體系是什么時候開始形成的？
王傳綸：我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接受蘇聯專家指導的時候，其實就感覺到蘇聯的學術界也一直是在變化的。根據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財政應該是國家的行為，而不僅僅是政府的行為，因此必須包含階級內容，即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國家對國內經濟事務的管理，它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計劃，而經濟的計劃、國家預算的計劃、貨幣發行與銀行信貸的計劃，這是所有財經工作的三個依據。但蘇聯學術界自己也有一些獨特的分析和研究，比如在這樣的條件下，價值規律的作用應該如何來體現，如何在計劃中利用好價值規律？蘇聯學術界在上個世紀列寧新經濟政策之后就一直討論這個問題，由于牽涉到政治問題，討論得并不充分。當時一般的觀點是價值規律要考慮，商品價格要體現價值規律的要求，但無法再細究下去；而經濟核算中勞動價值量的耗費，也討論了很久，但并不廣泛。直到斯大林去世前那個著名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發表，價值規律才得到了肯定。還有一個問題是蘇聯的通脹問題，當時的觀點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通貨膨脹以另外一種形式來表現，是隱性的，表現在有價無市或黑市等，這方面蘇聯也做了深入的分析。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尚不能深刻體會蘇聯的這些爭論，但也對價值規律的討論有興趣，如薛暮橋、孫冶方等人在當時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見解；我們當時還特別關注貨幣需要量的問題。另外，我們認識到了既然財政收支、銀行信貸、產品勞務交易都是以貨幣形式結算的，因此要保證財政、銀行、物資三者的綜合平衡——這也是人民大學這么多年來比較重視的領域。可以說這個階段還是我們自己在摸索，有一些觀點還不是很明確。例如，我們認識到了政府財政、企業財務和銀行金融都是貨幣行為，要處理好各個關系，但對于微觀的經濟活動沒有仔細探討。
改革開放后，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明確后，就很自然地給財政金融學科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國內也逐漸開始借鑒西方的經濟管理經驗。1981年我編了《資本主義財政》這本書，介紹了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財政制度、財政理論、財政政策和財政實踐。我當時說過，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中，有些還是很有價值的，應當批判地吸納，在揚棄中借鑒，不要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雙軌’上費周折，要緊的是應當用這些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我們的重大現實問題，充實社會主義的財政理論與實踐。后來的二十多年的情況也證明了這點，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國情，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中，財政是有一些共性的；從中得出的一些概念、關系和規律是能夠構成一個合理的理論框架來指導中國的財政工作的。
記者：中央政府將在未來幾年加強財政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以及最近全球范圍內一系列的政府救市行為又一次將市場與政府關系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您認為應該怎樣把握？
王傳綸：目前，中國財政和金融的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發展得都非常之快。比如財政以前單純是政府的賬房，現在政府的行為也多層次了，以前由上而下的模式也逐漸開始變成上下互動；同時財政收入結構和途徑也變化很大，稅收之外的土地和城市化收入占到了很大比例，財政與經濟實體之間的聯系也更加微妙；金融方面，央行面臨貨幣政策多目標和單目標的選擇，金融市場也朝縱深化方向發展，微觀的反饋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那么，宏觀決策和微觀決策的關系如何處理？根據我的理解，這實際上就是如何把握政府和市場之間關系的問題。這對矛盾不單中國有，西方也有，不單現在有，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的時候就有。從根本上講，政府經濟活動的唯一原則和目標，就是和市場進行協調。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市場經濟發展迅速，亞當·斯密的溫和經濟政策很受歡迎，直到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經濟流派中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活動要增多，來處理和解決市場的弊端。同時代的奧地利學派又認為凱恩斯主義過頭了，在美國里根和英國撒切爾夫人上臺后，自由主義又開始盛行……最近一兩年，自由主義標榜的不干預市場原則受到了沖擊，西方國家政府又開始向金融體系和企業予以財政支援，搞所謂新國家社會主義，這實際上還是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新處理方式。
2008年以來，對無形之手的迷信已經打破了，但是不要接受另外一個迷信。政府必須撒手一些事情，也必須做一些事情。打個比方，我們都有旅行經歷，當你坐在船上，你發現當船離開港口的時候，或者是進入港口的時候，總能夠在駕駛室里看到船長，他就在那里觀察，看碼頭上的各種情況，而且他必須親自處理出港和進港過程中比較復雜的問題，比如說航線有沒有變化，對面有沒有船等情況；而且經常地，船長還覺得不夠，還要到港口找領航員，使船安全進出港。而在航道很熟悉、環境也比較好的時候，船上有很先進的自動控制系統，船長往往在航海圖上劃一根線，然后就休息去了。所以我有時候想，政府與市場就好比船長與自動控制系統，只要自動控制系統能夠解決碰到的問題，船長就可以退到后面。這時的船長不是不存在，只不過是船長不用親自掌舵操作而已。
舉這個例子我想說明三個條件，第一，政府必須出臺好的政策，而不是更多的政策，就像船長不可能給每個人、每個機器訂好工作規程，政府只需在適當的時候提出正確的、不會對經濟活動產生扭曲的政策；第二，政府應該是很明智的，很有能力的；第三，政府有一個很靈敏的信息反饋系統。有了這三個條件，政府就可以實現與市場的良好互動。老子說過，“圣人無為而民自化”，這里面包含了放任自由的思想。老子在兩千五百年前講的話不是說政府不做事，而是不要做錯的事。還有句話說“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個個不同”，我理解為，經濟發展很順利的各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都有一個相似之處，政府在經濟中間扮演了它應該扮演的而且是很合適的角色。再放到歷史的角度來看，政府和市場是個動態的平衡，不要讓任何一方絕對化，不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政府處理與市場關系的兩個主要手段里，貨幣政策在衰退時期的作用有限，正如一根軟繩能拉住疾走的車輛，卻無力在停滯不前的時候從后推動車輛起步；主動性財政因為花錢的多少、方向、途徑的選擇都是由政府確定，因此更為有效。所以現在很多政府在發消費券，我個人認為這個政策的作用比較有限，還屬于短期行為；要讓老百姓覺得經濟能安全起來，有意愿借錢投資或消費，銀行的作用必須發揮。美國危機中銀行信貸能力萎縮和公眾普遍的失望情緒就是一個反例。
銀行有和政府聯系緊密的地方，也有和市場聯系緊密的地方，因此銀行不僅僅是破解目前經濟難題的一個關鍵，還是實現政府和市場長期平衡的一個中樞。對于類似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銀行是能夠作出體制性貢獻的。比如，過去幾年里，在市場經濟本身沒有充分發展的情況下，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用自己的信貸行為對當地政府施加影響，促使銀行業的發展以及市場的完善，似乎很有效果。又比如人民銀行領導全國商業銀行系統的征信工作，隨著逐漸積累，成果正在慢慢顯現，對照同期國際評級機構的失誤，我認為這是政府和市場互動的很好的一步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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