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三線城市，要有一線思維

　　三、四線城市有望打破一線城市興起的老路，成為新型城市化的主力

　　文 | 王旭

　　今天，我國三、四線城市還處在生長期，未到升級換代階段，但也同樣面臨如何取舍的問題。我覺得，這種選擇應該是站在一線思維的高度，從世界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律中尋求經驗教訓，進行主動的、有前瞻性戰略定位，走出一條有自身特色的創新之路。

　　趕上區域經濟的動車組

　　城市不論大小，發展總是跟周邊或者更加宏觀的經濟區域開發聯系在一起。雖然對于北京、上海這些一線大城市效果不明顯，但對于三、四線城市而言，區域經濟調整的優劣甚至可以在第一時間決定其以后的命運。

　　談到區域經濟開發，與中國最有可比性的當屬美國。同為地域遼闊的泱泱國度，先行一步的美國，在城市開發與區域經濟的協調方面，經驗遠多過初學乍練的我們。

　　回首美國的區域經濟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成長歷程，人們常常驚嘆于它的自東向西依次推進且有條不紊的開發特征：19世紀上半期，美國新興市場經濟由初興到完善，頂推東北部成為全國經濟核心區；19世紀下半期，工業化進入鼎盛時期，中西部一大批工業城市興起，與東北部經濟互動；20世紀中期，西部和南部相繼崛起，高科技和服務業長足發展，與東北部和中西部形成此消彼長的博弈態勢。

　　從積極層面看，區域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客觀上形成了分時期、有重點開發局面。每一次轉移都是一個更高的起點，逐級遞進。如東北部在歐洲近代經濟基礎之上，直接轉移其工業革命的科技成果，很快成為美國最發達地區，帶動全國經濟發展的龍頭；中西部靠近東北部，有地利之便，其工業化規模大，資金和技術力量雄厚，為其形成重工業區提供有力支撐；西部和南部在新科技革命的支持下，后來居上，新興工業和服務業長足發展，其中的硅谷和奧蘭治縣(該縣如作為一個國家看待，其GDP可躋身世界前40位)令人刮目相看。而其城市化率先進入大都市區發展階段，為趕超東部奠定了堅實基礎。

　　根據區域經濟的區劃理論，任何地區都可分為核心和邊緣兩大組成部分。美國后開發地區作為邊緣地帶，不斷超越核心地區，區域經濟得以優化和重組，帶動全國經濟發展。與之相似，我國的中部、西部作為全國經濟區劃中的邊緣地帶，在新的轉型時期，也會獲得同樣的機遇和歷史的垂青。先有美國經歷在前，后有我國自身東部轉型的經驗教訓，我國三、四線城市建設已站在了一個較高的起點上。天時、地利，再加上一線思維，后來居上指日可待。

　　但區域經濟調整是把雙刃劍，負面影響也不可小覷。美國在其在西部和南部新興地區的競爭面前，東北部和中西部被迫做出產業結構調整，用高科技企業或新興制造業取代傳統制造業。調整的代價是沉重的：大量工業企業遠距離遷往西部或南部內陸地區，或者是從城市中心區遷往郊區，出現所謂制造業空心化。此轉型歷時約三四十年，方有大致眉目。但這個過程耗時費力，很傷元氣，部分城市甚至從此一蹶不振，最極端的莫過于一度被揶揄為20世紀新版“鬼城”的底特律。在這些城市中心區，企業動遷后遺留大量工業用地，開發商棄之如履。與其耗費人力物力清理這些地塊上的廢棄物、殘存化學元素和重金屬物質，不如到郊區空置土地實施全新的開發。地方政府也沒有足夠的財力對其進行修復，而盜賊和癮君子的頻頻光顧，更加重了問題的嚴重程度和復雜性，無奈之下，只好由美國聯邦政府出面，發起全國性的“棕色地帶”改造運動。清理成本與當初建設這些設施的經濟效益相比，得不償失。個體城市支付沉重學費的也不乏其例：歷史上曾盛極一時的波士頓，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鋪設高速公路的狂熱時代，數條高架快速路穿越市區，把好端端的市中心商業區分割得七零八落，從此經濟凋敝，人氣驟減。痛定思痛，波士頓人經過十余年的辯論，最終決定斥資146億美元，實施“大開挖”工程，把十余公里長的高速公路埋到地下，以恢復中心商業區原貌。該工程歷時15年，不久前剛剛完成。以此天文數字的資金縫合歷史創傷，是美國市政工程史上最慘痛的一頁。日本上世紀60年代經濟起飛時期，也有大量工業設施建在市區，后來其制造業外遷，遺留地塊種上了花草樹木，表面看景致宜人，但每到春季開花時節，會有很多人染上奇怪的花粉過敏癥，后來才發現是這些花粉含有工業遺留的有害化學元素所致。

　　今日的美國和日本等國，都在為當初規劃失策買單。這些教訓，對于正在承受經濟轉型陣痛的我國一、二線城市來說，是遲到的告誡；但對于伺機而上的三、四線城市而言，其警示作用卻正當其時。

　　找準自身的區域定位

　　接下來的問題似乎更為明確，就是三、四線城市該如何確定在區域性經濟分工中的定位。一個成功的國家或區域經濟，需要的是合理組建的城市梯隊。在這樣的梯隊里，城市之間講究的是分工合作，協調發展。

　　在世界范圍內，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律是：城市化人口達到總人口的一半左右，將進入新型城市化階段。在此階段，經濟活動和人口流向有相對集中和相對分散兩種形式。一方面，在全國范圍內，經濟活動向大中城市集中，構成不同規模的城市化區域(有大都市區、城市群或大都市連綿帶等不同表述方式)。另一方面，在這些城市化區域內，經濟活動又是相對分散的，其邊緣地帶(郊區和周邊農村地區)將優先發展，結果形成城鄉經濟一體化的統籌發展。

　　我國三四線城市，要把握這個發展走向，有所準備。第一，盡量向城市化區域靠攏，除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等地區已初步形成的似大都市連綿帶外，中部和西部正在形成大小不等的城市群，都將是城市進一步發展的重頭戲。根據最新研究，中心城市周邊的小城市(類似我國的地級市或縣城)經濟宜相對獨立，與中心城市之間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不同于傳統的衛星城。此類城市理想的人口規模是15萬到25萬之間，一般距離市中心區30至50公里。這個觀點可資參照。第二，在城市建設的整體規劃時有預留空間，城市和周邊地區，須通盤謀劃，不要全擠在中心城區。打破已經形成的“歐美的城市、非洲的農村”的尷尬局面。換句話說，三、四線城市有望成為新型城市化的主力。

　　但這并非意味著，三、四線城市都要向一線大城市看齊，一味追求做大做強。根據中心地學說推導的規律，城鎮與城鎮以及城鎮與周圍地區之間互相依賴、互相服務，有密切聯系。而且，它們之間的關系有規律性可循，城鎮規模越大，其數量就越少，即城鎮數量與規模成反比關系。大中小城市的經濟結構要與此相適應。小城市不必大興土木，興建五星級酒店和CBD或總部基地，克隆沿海城市發展模式。

　　“城市經理制”

　　三線和四線城市一般規模較小，不過我們也要看到它們更貼近市場的一面。機制靈活，反應快捷，與地方企業關系更密切，企業發揮作用空間大，這可能是此類城市的一個共同的優勢所在。與企業同行，成就城市發展新戰略的例證，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比比皆是。

　　早在美國西部開發過程中，就曾有大批“城市發展倡導人”活躍在州、市兩級議會廳，為城市發展建言獻策，籌集經費，爭取政策傾斜，成為城市發展史上一道別致的風景線。這些人，有很多是企業老總或經理人。

　　到19世紀末美國經濟起飛時期，也是大企業的黃金時代，大企業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企業化管理。其后不久出臺的泰勒制和轟轟烈烈的進步運動，更使企業化管理思想盛行一時，成為經濟領域的時代風向標。

　　而將企業化管理思維推向巔峰的是城市體制改革中出現的全新市政體制：城市經理制。這種體制把企業經理人制度引入市政體制和市政管理，一經推出便大獲成功，好評如潮。到今天，采用這種體制的城市占美國城市總數的一半，在人口為25萬以下的城市中最為流行。擔任城市經理者，大多有企業管理的經歷，美國企業家從此與城市管理結下了不解之緣。另外，美國實行地方政府服務外包，也為企業提供了很大的施展空間。

　　我國目前實施的國家創新體系，依靠的中堅力量就是企業，企業界在三四線城市發展中的作用也將得到充分體現，大有可為。

　　神圣、安全、繁榮，缺一不可

　　資深城市研究學者喬爾·科特金在其經典著作《全球城市史》中得出結論：一個城市要持續發展，必須具備神圣、安全、繁榮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這些要求當然不僅限于紐約、倫敦、北京和上海等名都大邑，即便位居三、四線的中小城市，也同樣有此訴求。

　　所謂神圣，是指道德操守的約束或市民屬性的認同，是城市賴以維系的精神支柱；所謂安全，指一個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所謂繁榮，主要是指經濟基礎堅實，市場完備，運行有序。在世界歷史上，因欠缺某一條件而蕭條甚至消亡的城市屢見不鮮。

　　當下，我國城市化進入高峰期，各地城市都在千方百計求發展，對經濟繁榮的關注綽綽有余。同時，由于我國總體政治局面穩定，和諧社會深入人心，拜大環境所賜，各城市安全可保無虞。但是，距離神圣的要求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美國在其草莽未辟的殖民地時期，就很倚重文化和人文精神，“常青藤”系統很多學校相繼于17世紀問世就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一段佳話，1743年富蘭克林更在費城創辦第一個哲學協會。有位美國學者這樣評價：“殖民地時期的美國，盡管就行業而言有90%的人口從事農業，但在文化意義上90%是城市化的居民�！�

　　美國西部在開發過程中，處于草創階段的城市就有了較完備的文化設施。以1848年“淘金熱”起家的舊金山，5年之后，就有了2個圖書館、2個歷史協會和一所加州科學院。到70年代，其歌劇院12個，有“劇院城”的美譽。西部文化與其經濟一樣，跨越式發展，很快與開發較早的東部平分秋色。

　　19世紀末，在美國工業化處于巔峰之際，由學術界牽頭發起了城市美化運動，試圖通過解決工業化時期城市建筑和城市風格雷同問題，規范城市秩序和禮儀。以巴洛克風格取勝的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是該運動一個典型寫照，至今人們仍欣賞有加。

　　無論我們是把歷史的鏡頭前推還是后移，都會看到濃厚的文化氣息彌漫在美國城市空間，助推城市經濟繁榮和文明升華。比照我國，悠久的歷史、千差萬別的山水風景與人文風俗，更是塑造城市文明的絕好基礎。這一方面，我國西南許多以旅游業為主導產業的三、四線城市先行一步，在利用自然風景資源優勢，塑造城市文明的同時，也進一步助推了城市經濟的發展，走出了一條經濟與文化合作雙贏的新路子。

　　說到底，文明建設和城市發展息息相關，這應該是一線思維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為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美國史和城市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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