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凌建平

　　去年，金融圈最大的娛樂事件是一個個金融高管和國際接軌的高價年薪；而今年，主旋律變了，高管們不約而同地演起了降薪秀。

　　去年的年薪冠軍馬明哲早早就秀出自己“零年薪”的看點；交行董事長胡懷邦表示交行董事、監事和高管人員“主動”提出在2007年薪酬的基礎上減薪10%；可能成為今年金融業年薪冠軍的深圳發展銀行董事長法蘭克·紐曼也表示，自己“主動”要求2008年的薪酬比2007年低。在宣布降薪的同時，他們再三強調的是，他們領導的公司業績是增長的。言下之意，如果拿得比去年多也是應該的。

　　在金融危機下，高管降薪似乎成了討價還價的小菜場，成了一場公關形象“秀”——要體現有責任，就“主動”少拿點。但也不是誰都認這個理：在香港上市的中保國際，去年巨虧近3億港幣，被標準普爾放入了負面觀察名單，但其高管照樣笑納超過300萬港幣的高薪。

　　這些金融高管心里都明白，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高管薪酬是個非常敏感的話題。財政部也早早打了預防針，發布了《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280萬被認為是金融機構高管薪水的“漲停板”。但是，高管降薪10%到30%，并沒有體現他們的合理薪酬。在中國，只要銀行和銀監會在，銀行家們不必“管理”就能坐收漁夫之利。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他們已經降過的薪酬仍然屬于高薪，這個高薪與他們對國家、對社會、對股民的貢獻并不完全匹配。所以，金融高管的“主動”降薪也只能是一場“秀”。

　　首先，在金融危機影響下，中國銀行業能夠保持正增長并“跑贏大市”，不是中國的銀行行長們管理水平比花旗的高管高，而恰恰是在中國的金融體制下，有巨大息差這個最大最可靠的利潤奶牛，只要做大規模，盈利自然來。剛披露的交通銀行和深發展的年報顯示，2008年，交通銀行凈利息收入達658.62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2.10%，而深發展息差收入更是增長31%。

　　第二，金融危機的到來，讓我們必須重新定位銀行家的薪酬問題。中國的銀行體制有相當一部分是從美國學來的，這直接導致了某些銀行家在市場瘋狂時腦子發熱，認為自己的薪酬應該和美國接軌。但在美國出現金融危機后，銀行家的大幅降薪已經成為必然。數據顯示，與2007年相比，摩根士丹利運營委員會14位高管2008年的平均收入大幅下降了75%。而其管理委員會35位成員2008年的平均收入也較前一年同期下降了65%。

　　那么，中國的金融高管應該拿多少呢？看三組數據就應該有數，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務中心最新的“2008年度深圳地區企業薪酬調查”結果顯示，銀行業市場營銷類平均月薪為5600元，財務類平均月薪為4150元，行政人事類平均月薪為3830元；與此同時，2007年A股上市銀行員工人均年收入在6.92萬元到36.67萬元之間，其中位數為18.66萬元。而2008年中國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761元。面對這樣的收入數據，金融高管們動輒數百萬的收入怎能拿了不手軟？

　　第三，整個社會對中國金融業安全發展呵護有加，但金融業并沒有給國家、社會、股東應有的回報。從貫徹央行和銀監會的政策看，相當一部分銀行并沒有站在正確的一面。去年房地產等行業的宏觀調控正如火如荼的時候，某些銀行從自身的利益出發，通過理財產品等方式對房地產這個“毒瘤”輸血，讓房地產發展到目前騎虎難下的境況。當去年下半年開始的金融危機波及中國以后，監管層開始呼吁增加貸款，但這時，某些銀行除了對保證盈利的國家投資項目給予貸款保證以外，在其他項目上玩起了貸款的數據游戲。另外，和其他類型國企一樣，銀行也沒有給財政部或者地方財政分紅，而作為上市公司的投資者股民，也從來沒有得到過哪家銀行大方的分紅。

　　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今年必然有更多的金融高管拿自己的薪酬作“秀”，如果金融高管沒有來自內心的道德約束、沒有來自管理部門完善的制度約束，那么，一旦經濟環境變好，他們離譜的高薪一定會卷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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