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能荒廢金融海嘯的機遇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23日 07:44 《環球企業家》雜志

　　可持續擴大內需之道

　　中國的內需不足從來就不是投資不足的問題，啟動的真正關鍵在于增強中國經濟的整體投資盈利能力

　　在討論應對金融危機、振興經濟時，東方人更傾向于看到各類舉措積極的一面，而西方人尤其是德國人更會留意可能出現的最壞局面以及各項措施若實施不當的負面影響。

　　上文建議的輸出人民幣的戰略定位，面臨的最壞局面及可能的負面影響會是什么？自我在2008年11月在上海政協的一次會上第一次提出“向全球輸出人民幣”、尤其是在《環球企業家》雜志上詳細闡釋之后，這一建議已得到了中國主管金融領導和有關專家的關注，并開始了有關輸出機制的思考。

　　令人擔憂的是，因為對全球投機金融大亨們贏錢邏輯的不求甚解，部分金融界人士尤其是那些虎視眈眈想針對人民幣在金融危機中大賺一筆的海內外利益團體和個人，正有意無意地將“向全球輸出人民幣”等同于“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以中國金融機構現有的素質、能力和經驗，“輸出人民幣”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絕對不應有的舉措就是“人民幣自由兌換”；如果這么做，中國可能輸得比過去的日本和現在的俄羅斯還要慘，外匯儲備完全有可能被“自由兌換”得精光。

　　我提出“向全球輸出人民幣”的可行性，是考慮到在全球金融危機持續的未來幾年中，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會想盡一切辦法來吸引全球包括中國的儲蓄和外匯儲備。 “輸出人民幣”的核心邏輯和原則，是充分利用中國辛苦積累的外匯儲備(作為人民幣信用和后盾)，同時最大程度地保護并減少直接使用外匯儲備，而絕不是“天真”地為向海外輸出資本而輸出。海外對人民幣的信心，在很長一段時間將來源于中國對人民幣及金融體系的堅強管控而不是軟弱放任。

　　中國政府4萬億元的宏觀保增長的舉措，在短期需有效刺激內需時，也必須為把握下一輪產業機遇創造條件，著眼于中國經濟未來實現長期增長的需求以及解決其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必須考慮如果在全球經濟兩三年內無法回升、短期效應過后將面臨怎樣一種最不利的局面。

　　布什政府八年，美國從克林頓的財政贏余變為2009年預計的虧空一萬億美元，間接也是因為布什政府維護和放縱了傳統建筑、農業、金融、軍火重工業及能源業等的利益，由此造成了全球范圍內這類行業的繁榮，忽視了包括可再生能源等新興產業。

　　面對危機，中國固然要先保內需救急，整體富民減負，將占GDP20%以上的政府支出更有效地變為公共服務，減少壟斷或競爭乏力對中國財富增長的分配不公，但更應利用這次危機帶來的機遇，尋求創造新的產業增長點，投資于全球一流高回報資產，著眼未來提高中國經濟的整體投資效益和全球競爭能級。

　　中國的內需不足從來就不是投資不足的問題，而是被主流經濟學家、媒體和決策者尚未認清的經濟整體投資回報過低的問題。

　　根據我的博士后、上海立信會計學院副教授楊玉紅博士測算：中國改革開放后，截至2008年12月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僅考慮通貨膨脹因素的貶值損失累計為17.5萬億元，相當于2008年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結余的38%；即中國14億人過去30年每人虧損了1萬多元存款，中國經濟每1元存款30年下來僅剩下5角3分。如果僅考慮同期居民儲蓄存款，其通貨膨脹因素的貶值損失累計高達8.96萬億元，相當于2008年居民儲蓄存款結余的41%；即中國14億人過去30年每人虧損了6千4百元存款，中國老百姓每1元存款 30年下來僅剩下4角7分。

　　對于整體儲蓄率高達50%的中國來說，要從本質上解決內需不足問題，必須得在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整體儲蓄積累和投資效益的回報過低問題。根據對現有統計數據分析，楊玉紅博士測算出全部國有及形成一定規模的非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率在1990年至2002年都低于4%，僅在2003年至2006年為5%到7%，2007年的數字為7.69%。如果中國整體投資和儲蓄效益能夠提高，中國消費者在很長時間內不會效仿美國消費者因資產價格大幅上漲而過度舉債消費的模式，而其消費積極性也無疑會被充分且可持續地調動起來。

　　與中國經濟整體儲蓄大幅縮水、投資回報遠低于通貨膨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最近美國銀行、瑞銀和蘇格蘭皇家銀行等外資銀行在鎖定期結束后紛紛出售所持中資銀行股份，獲利數億美元。這些在股市大跌后所實現的巨額利潤，其實質是對中國居民儲蓄的輕松攫取。

　　由此可見，海外金融及其相關政治勢力對中國金融體系開放的催促和打壓，一個核心動機無非是想分享中國巨大而廉價的居民儲蓄。而美國對債券和金融衍生品市場在監管上的自由放任，也是為了吸引和爭奪全球儲蓄和資本。至于海外金融機構的所謂戰略投資是否在中長期有效增強了相關本土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則有待驗證。

　　從微觀層面看，內需不足也是中國普通居民因眾多基本民生問題在過去30年未得到有效解決、且其有效收入增長遠低于中國整體財富增長所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消費短缺。從1978年到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343元增加到 13786元，而農民人均收入僅由134元增加到 4140元。根據國家統計局報告：最富裕 10%人口占有全國財富45%，最貧窮10%人口僅占有中國財富1.4%。

　　中國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發展邏輯在未來30年也將會依然有效，但為什么很多先富了起來的企業家沒能進一步成長為像全球最大鋼鐵企業米塔爾那樣的國際級企業？去有效占領全球傳統產業的技術制高點，完成全球化所要求的投資效益、資本積累和擴張？宏觀上需要優先幫他們解決的問題究竟是什么呢？對這些問題的充分回答以及對有效增加中國普通居民消費能力的求解，將會讓中國經濟刺激方案的指導思想和重點更合理有效，至少可避免刺激與出口回落毫不相關的需求、加劇收入兩極化及難以形成規模效益。

　　中國內需不足要予以可持續化解的話，中國政府短期首先要著手解決教育、生活福利、醫療保險和退休福利問題。

　　中國的免費義務教育為什么不能落實到高中甚至大學畢業？城市白領和高收入群體交的所得稅足以保證這一公共服務，低收入群體尤其是普通農民無力讓其子女享受應有的教育，無疑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輝煌之外的最大遺憾。全國4000萬企業退休人員中，有近1100萬沒有醫療保險，另外3000萬有醫療保險的職工也只有一半能實際報銷；原國有和集體下崗未能再就業、國企破產待安置的共有1310萬人，他們在到達退休前5至30年間失業救濟和醫療保險最低至少要滿足基本需求，這應該也必須是政府和社會所承擔的義務；全國還有3000萬需要救濟的困難職工和家屬，還有9億農民沒有醫療保險；我們現在的養老基金賬戶上幾乎快沒錢了，現在的醫療賬戶上的錢充其量只能報銷57%的醫療費；我們的養老基金只覆蓋了全國不到20%的人口，我們的醫療賬戶只覆蓋了全國不到15%的人口。上述造成內需不足的各領域及相關公共事業，應該是中國政府經濟刺激方案的中長期核心著眼點。

　　至于要讓中國企業在規模、獲利能力以及國際競爭力上有所提高，中國政府應該也能夠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致力于從硬、軟件兩個方面來減少政府投資支出對企業獲取規模效益帶來的負擔和制約，尤其是要減少造成局部獲取暴利、總體損害效益的壟斷及因此導致的社會分配不公。

　　中國企業做大、做強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國內市場太難做，太難有規模效應。最近和一位美國朋友聊天，他提到他自駕車從上海到北京去了一次，一路上所繳的公路費竟高于飛機票價。根據楊玉紅博士的分析，中國公路收費已是全球之最。目前中國的收費公路已經超過19萬公里，高居世界第一，占全世界收費公路的80%。其中已建成高速公路中的95%均為收費公路。而美國近9萬公里的高速公路中，收費路段僅8000多公里，比例不足10%；在德國，2005年以前，其 1萬多公里高速公路對任何車輛都不收費，只是 2005年之后才開始僅僅針對卡車收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