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石

　　最近國外和國內同時暴出多項企業高管的“高薪門”丑聞。那邊廂，奧巴馬在看到媒體報道受援助金融機構的高管仍然高薪厚祿時，直斥之為可恥，并立出新規：受助金融企業高管年薪50萬美元封頂。這邊廂，媒體從蛛絲馬跡中發現國泰君安2008年人均年薪超百萬，又掀起了一番討論和批評，隨后又傳出財政部有意為國有金融高管限薪280萬元人民幣的消息。

　　人們仍在對高管身價的天花板到底設在何種水位上爭論不休，但不管怎么樣，備受金融危機折磨的投資者和普通百姓的憤怒總算是稍稍平息了，此事似乎該告一段落了。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簡單，如果不能為限薪令提供充足理由，今后環境一變，類似爭議恐怕會再度出現。如果限薪僅是當前金融危機環境下的特殊措施，那就是對把這件事簡單化了。表面上看，美國限薪對象為受政府救助的金融機構，中國限薪的對象為國有機構，前者不難理解，因為千瘡百孔的機構都瀕臨死亡了，高管還要發上一筆，道義上是可恥的；后者將限薪政策建立在“過高薪水是國有資產流失”這樣一個理論前提上。這就直接引出了如下問題：不在援助之列的金融機構該不該限薪？非國有金融機構該不該限薪？

　　相信大多數人都會認為：非國有機構高管的價格應該由市場來確定，政府無權干預。持這種觀點的人是在把金融業和其它行業等量齊觀了。按照英國金融時報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的說法，銀行是一個喜愛風險的行業，但卻作為公共事業得到保障，沒有哪個行業在將利潤私有化、將損失公有化方面可以與銀行相比。金融是唯一能拖垮整個經濟的行業，其外部性決定了“大而不能倒”，正因為此，金融機構的高管才有膽量頻頻冒險豪賭。

　　人們有一種印象，似乎金融業是一個存在長期超額利潤的行業。例如，1997年到2006年之間英國各銀行的凈資產收益率(ROE)中值為20%，2006年愛爾蘭、西班牙與北歐國家的ROE也達到20%。然而，以一個世紀為跨度，全球長期ROE卻只有6-7%，如果利潤率平均化原理有效，那么如此高水平ROE接下來會有大量的銀行破產情況出現。事實上也確是如此，美國1980年代末的儲貸危機，1990年代上半期的國際借貸危機以及眼下幾乎全軍覆沒的海嘯式危機，無不是金融機構激進冒險的結果。高管們領走了豐厚的回報，等到公司破產時，他頂多只需要卷起鋪蓋走人，甚至有的臨走時還帶走了一大筆補償金。中國的情況也是類似，當年證券業在世紀之交的行情中大冒風險、大搞委托理財后引發全行業壞賬，最終仍然是通過公共資金來恢復局面。

　　由此觀之，金融業與其它市場化經營的行業存在本質差別。它超額利潤的一部分來自監管者設置牌照造成的壟斷利潤，在中國，大量的金融服務價格都由行政管制，是超額利潤主要來源；另一部分則來自從公眾手中掠奪過來的保險費(它本來是應該為其冒險繳納這筆費用的)。那些拿走數百萬數千萬年薪的高管們，總喜歡以他們為公司“創造”的巨額利潤為辯護的借口，不僅心安理得，甚至還嫌其過少，一旦公眾明白這些高額利潤的真正本質后，這樣的辯護還有說服力嗎？

　　金融高管薪酬體系和激勵機制的不合理，是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之一，急需進行實質性改革。在美國，給高管限薪不應局限于受援助機構。在中國，給金融高管限薪，也不應局限于國有機構。在人才爭奪的環境下，單純給國有金融機構高管限薪，只會導致其競爭力下降，而這又會反過來給那些要求解除限制的人以巨大的游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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