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會》:您認為，宏觀審慎監管應當注重協調性、協同性。有上海學者指出，中國應盡快建立跨部門的宏觀預警機制。對此您怎么看？

　　閻慶民:宏觀預警非常重要，但要真正做到科學有效，需要一個不斷磨合和探索的過程。我想可以從兩個層面來進行探索:一方面，在政府層面探索建立跨部門的良好磋商協調機制。當前我國有多個部門涉及經濟的宏觀調控職能，如發改委、財政部、人民銀行等三家宏觀調控部門以及行業或產業部門等，各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和信息共享顯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宏觀預警中的積極作用，需要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勵包括銀行業等金融機構、評級公司、咨詢顧問公司、研究機構等在內的各類市場主體加大對宏觀經濟的分析判斷，發揮“看不見的手”在宏觀預警方面信息快速、反應靈活的優勢，實現政府與市場的協調發展和互動，提高宏觀預警成效。

　　《董事會》:您剛提到要高度重視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而房地產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也是宏觀監管需要關注的重要方面。當前這些風險暴露程度如何，能否預測一季度乃至上半年的變化？上海作為開放程度高的地區，對于金融市場可能發生的流動性及機構的資產負債變化，現在有沒有做好相對應的應急準備？

　　閻慶民:今年尤其是上半年確實是一個充滿挑戰的關鍵時期，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會進一步顯現出來。理財產品存在一些問題。對房地產市場而言，一些實力不夠雄厚的中小房地產商可能面臨較大的現金流壓力。同時，一些受沖擊較大的進出口企業以及企業集團的信用風險也會進一步暴露。上海銀行業主要從三方面積極做好準備工作:一是強化相關的壓力測試，把握風險演變方向和趨勢，提足撥備，多核銷呆壞賬；二是加強情景分析和模擬，做好風險處置及應對準備；三是高度關注貸款集中度和關聯企業的風險，防止系統性風險的發生和出現。

　　《董事會》:作為銀行表外資產的一部分，理財產品的風險一直備受關注，從監管角度而言，將如何防范風險？

　　閻慶民:由于中國的流動性比較充裕，所以銀行都在想方設法加大票據工具的使用；另外，把信用證、擔保等業務放在表外，也可以減輕對資本充足率的壓力，規避監管。當然，這中間也出了些問題，例如一些與市場掛鉤的理財產品會在春節前后集中到期，特別是投資于QDII的理財產品，面臨的浮虧風險較為突出。

　　與國內銀行銷售理財產品不同，國際上不少銀行對理財產品銷售施行的是專業柜臺形式，信息充分披露，有分析師、理財顧問提供幫助。

　　監管者要做的是風險提示，并希望銀行“賣者有責”，細分客戶，加強對投資者的教育。我們已經督促銀行業對每期產品都要進行分析預判，加強事前溝通解釋，制定應對預案。二季度銀監部門將出臺新的管理辦法和指引，對銀行銷售理財產品的資質進行評估，分級授權，實施選擇性的監管介入。

　　《董事會》:票據融資在銀行去年11-12月的大量新增貸款中占比不少。對于單個銀行來說，可能限制了風險，但因為快速傳遞、貼現時謹慎不一，且貸款一直留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內，票據融資增長可能會推高未來的系統性風險。對此您怎么看，銀監部門有何監管舉措？

　　閻慶民:票據融資是企業多元化融資的一種重要方式，具有融資成本低、手續簡便靈活、有利于優化銀企關系以及規范企業之間債權債務關系等優勢，并且票據融資還是銀行業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渠道，目前以承兌匯票為主。監管部門積極鼓勵票據融資業務的規范發展，鼓勵加大對符合條件票據的背書和轉讓，鼓勵大型企業、上下游企業在當前形勢下加大票據的使用，通過銀行信用支持商業信用的拓展，支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同時，也要高度重視票據融資業務發展和票據市場交易中的風險問題，及時加強風險提示和監管引導，要求銀行進一步規范票據業務發展，強化風險預警功能，加強催收和保全措施，有效防范信用風險。

　　《董事會》:政府鼓勵銀行信貸創新，但對于業界期待的創新(例如資產證券化)推進不多。新形勢下應如何把握監管與創新的關系？

　　閻慶民:金融創新是銀行業持續發展的推動力，也是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金融發展本身就是創新發展與創新監管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一個演進過程，因此創新不可能也不應該停止。與發達國家金融創新過度不同，當前我國金融發展的問題是創新能力不足，尤其是在高附加值的自我創新以及金融創新的風險管理技能等方面仍有著很大差距。監管部門將堅持“規范與發展并重，培育與防險并舉”原則，發揮銀行業的創新主體作用，引導銀行業正確處理好金融創新中的三個關系：一是科學處理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的平衡，要從提升未來核心競爭力的高度重視創新能力的培育；二是要關注表內表外業務創新的協調發展；三是要重視創新過程中的風險評估與道德自律，強化“賣者有責”的意識，尤其要加強客戶適合度評估。

　　《董事會》:政府采取向經濟強制注資后，11、12月銀行基建類貸款急速放量，但其他類型貸款惜貸明顯。銀監會近期提出，應在審慎前提下增加放貸。您認為，銀行為完成政治任務，實際操作中會否弱化風險控制，以致不良資產出現新的增量？

　　閻慶民:從國家來說，依靠投資拉動經濟是個成功經驗，而投資確實需要靠基礎設施的建設，帶動系數大，拉動產業多，雖然期限長，但回款有保證，只要匹配資金安排好，銀行也愿意，不存在市場不適銷的問題。加工制造企業存在周期性，帶動系數小，要看屬于哪些行業。不會(給銀行壓任務)。

　　銀行業作為宏觀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運行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中樞和傳導作用。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將直接影響銀行的運營成效，進而影響銀行資產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只有保證宏觀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才會有銀行業的穩健發展。這就要求銀行業按照“金融三十條”意見，積極做好“保增長、促發展、防風險”的各方面準備，按照“有保有壓、區別對待”原則，加大信貸支持力度，以信貸結構調整積極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經濟、金融的協調發展。同時，銀行業金融機構要根據審慎經營原則，嚴格落實貸款“三查”制度，積極爭取主動，實現風險管理的關口前移，防止不良貸款的反彈。

　　《董事會》:中小企業貸款始終是個難點，銀行業將怎樣切實給予幫助？

　　閻慶民:小企業融資是世界性難題。據世行和IMF統計，全球小企業的融資一半以上是股權融資；另外45%是債務融資，其中有近20%是銀行貸款。即使在發達國家小企業的融資結構中，真正的貸款比例也是非常低的。由于小企業天然的缺陷，事實上銀行愿意貸大不貸小，貸富不貸窮。

　　因此，財政要拿出相當的資金做擔保、貼息和扶助性基金。在此基礎上，銀行資金起到嫁接的作用。財政不出來，把銀行拋到第一線，今后又會形成新的壞賬。

　　《董事會》:“金融三十條”試圖通過建立利益引導機制鼓勵銀行增加信貸投放，實現政府與銀行利益目標的一致，但機制建立的時間、方式、效果都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例如對大銀行從政策、稅收等方面放寬中小企業貸款和涉農貸款的呆壞賬核銷限制，但具體如何操作，誰最終埋單？其中放權銀行的“度”如何把握？您對利益引導機制的進展與前景怎么看？

　　閻慶民:“金融三十條”對激勵引導機制的運用，充分體現了對市場機制及金融機構市場主體地位的認同，是當前形勢下財稅政策與貨幣政策有效協調配合的積極措施，將有利于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大對中小企業和涉農領域的信貸支持，更有利于進一步推進經濟市場化改革進程。盡管由于時間限制，相關具體政策措施還未進一步明確細化，但各相關部門都在抓緊對配套政策進行論證和制定，相信相關政策會盡快予以明確。相信通過上述配套政策的出臺，將會進一步推動銀行業機構加大信貸支持力度，加快呆壞賬核銷，夯實經營基礎，促進銀行業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

　　《董事會》:2009年，銀行業將面臨更高的信貸成本、信用風險和更低的凈息差，行業凈利潤增速減慢，同時不良貸款率將上升。對于銀行業的不景氣(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您有何建議？

　　閻慶民:今年尤其是上半年經濟形勢可能會更為嚴峻，相應風險會進一步暴露，這都需要銀行業金融機構積極采取措施應對挑戰:一是按照“保增長、促發展、防風險”的要求，堅持“有保有壓、區別對待”原則，加強和改進信貸服務，滿足合理資金需求。尤其是對基本面較好、信用記錄較好、有市場、有競爭力但暫時出現經營或財務困難的企業要給予信貸支持。二是加強非信貸服務創新，繼續拓展中間業務發展空間，如咨詢業務、代理業務等，進一步優化銀行業收入結構，增強銀行收入的穩定性。三是監管上有一定的容忍度，這也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按照“準確分類——提足撥備——做實利潤——資本充足率達標”的持續監管要求，夯實可持續發展基礎，確保穩健經營。

　　《董事會》:最后一個問題，中國金融業和金融體系經過一系列政策引導和改革后，您對可預見的未來有何愿景？

　　閻慶民:這兩年還是借危機興改革。首先還得深化改革，第二要擴大開放，第三還是要繼續推動創新。銀行不走改革開放創新之路，始終解決不了銀行自身的體制機制問題。成為上市公司后，市值排得高，不代表管理水平就好，大家最終關注的是競爭力，這個過程還得若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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