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未然

　　由于貨幣的不可自由兌換和相對保守的金融發展策略，中國金融業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損失較小。但是，與國際銀行業相比，中國金融業的整體實力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中國金融業面臨哪些現實問題和困境，應該采取什么應對策略？帶著這些問題，本刊記者對上海銀監局局長閻慶民進行了專訪。

　　《董事會》:您是位非常關注全球變化的金融監管者。目前，美國CDS市場的風險尚未完全釋放，花旗集團的出路也尚未清晰，新政府的救市一攬子新政還沒明朗，通縮預期彌漫……您如何評價美國及全球金融局勢的最新變化？

　　閻慶民:從2007年4月主營次級房貸的新世紀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倒閉算起，美國次貸危機已經延續了20個月，不僅至今仍未有見底跡象，而且愈演愈烈。目前已從金融領域蔓延至實體經濟，引發了自“二戰”以來歐、美、日三大經濟體首次同時陷入衰退，并進一步波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此，世界各國相繼出臺了系列經濟刺激計劃。最近，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再次提出預計金額高達775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其中減稅規模可能超過3000億美元。從國內來看，中央召開了經濟工作會議，國務院先后出臺了擴大內需的“國十條”、促發展的“國九條”以及“金融三十條”等“保增長”政策和計劃。盡管各國都在積極應對危機，但此次大規模的國際經濟衰退可能還會延續一到兩年，同時金融業的恢復也需要一定時間。

　　《董事會》:受危機影響，近來外資銀行連續低價套現中行、建行，您是否有所關注？您怎樣看待匯金增持A股與外資減持H股的關系，中國有關部門是否應當采取對策？

　　閻慶民:(外資銀行連續減持)還是缺流動性，加之原協議中鎖定期是三年，故減持也是可理解的，因為減持以后還是大股東，不影響占股的比例。現在市場不太好，也看不準，相對來說，這個價位還可以。對策還談不上，因為現在大家還不知道里面有沒有其他一些深層次的因素。

　　對于匯金，從戰略上講應該對應持股，對應增持。我們其實可以持有外資銀行一部分(股權)，這樣大家利益栓得更緊。稀釋與反稀釋，增持與反增持，通過雙向的合理互動，保持資本話語權，形成新的合理的公司治理階層，我認為是有戰略意義的。

　　《董事會》:作為曾經直接監管、參與工行、中行、建行的改革、重組和上市工作的官員，您對三家銀行有何具體評價？

　　閻慶民:中行、建行包括工行，由于客戶群、成長基礎的差異，每家銀行有各自的特色。相對來說，5萬億資產的建行規模小一些，我們認為，通過改革重組上市，它的運營更穩健些。

　　建行的客戶群相對集中單一，成長的基礎主要是建筑類企業，這條線比較清晰。地產類的比例也適中，包括按揭、開發類的全口徑貸款，預計最多也就是1/3。

　　工行大量承擔了84年代人行分離出來的工商信貸，這里面有一些屬于禁止類的產業，有些是高耗能、高污染、資源型的，這就要逐步退出，而退出過程是漫長的，會形成一些不良貸款。通過股改，我們解決了一些，但還是留下很多屬于限制類的，像鋼鐵、電解鋁。對于房地產業，工行的信貸比例不太高。

　　中行最早定位是外部專業銀行，境外分支機構多，涉及很多三資企業、進出口企業，還有部分工商類企業。這次中銀香港因為迷你雷曼債券一事，香港金管局給予了盈利預警。

　　《董事會》:總結反思之下，中國金融體系的現實問題和困境是什么？需要進行怎樣的進一步改革？

　　閻慶民: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金融體系建設及金融監管也取得了巨大進步，尤其是占主導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經過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后，在公司治理、內部控制、問責機制建設、財務狀況改善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為積極應對此次金融危機奠定了重要基礎。但與國際銀行業相比，我國銀行業在公司治理水平、金融創新能力、風險管理有效性等核心競爭力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

　　其中，公司治理是最重要、最關鍵的，正如你們《董事會》雜志說的，中國特色的董事會如何發揮它的核心作用。

　　因此，需要“借危機、興改革”，在系統反思和汲取危機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繼續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有效提升銀行公司治理水平、制定科學的發展戰略、強化全面風險管理、培育金融創新能力并加快IT系統建設等。換句話說，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致力于全面提升中國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董事會》:銀行業自身治理的缺失，是導致其風險控制能力偏弱的重要原因。劉明康主席近期說過，現在是銀行業完善公司治理的最好時機。在目前董事會授權不到位、缺乏獨立性的情況下，如何把握外部監管的度？在當今時局下，銀行業如何提高內部治理水平？

　　閻慶民:公司治理是銀行創新發展的關鍵，但又恰恰是規制監管所鞭長莫及的領域，外部監管所能做的往往是強化原則導向監管，如明確公司治理原則，通過指引等向銀行業推薦加強公司治理的良好做法等。更為重要的是，銀行從本質上講是一個信息處理中心，其盈利的根本在于比交易對手占有更多的信息，擁有更加豐富和完善的信息處理手段。而外部監管者始終不會比銀行內部的人擁有更多的信息內容。

　　通過這五年的改革，銀行業董事會發揮了一部分作用，但總體感覺在公司治理過程中，董事會下面的專門委員會(審計、管理、戰略、薪酬等若干功能委員會)作用發揮不充分，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因此，有效的監管需要引導與督促銀行強化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功能，尤其要注重發揮董事會及其下設的各專業委員會的積極作用，重點關注并評估銀行董事會的結構、董事的獨立性和專業素質以及盡職與否、專業委員會的作用發揮情況等，以形成內外合力，共同提高銀行的內部治理水平。

　　這也和我們的特色有關系。黨委會書記通常是董事長，董事長通常也是黨委會書記，一身兼兩任。如何發揮他們的作用，需要我們進一步探索。

　　《董事會》:對于國有絕對控股的大型股份制商行，在未來的銀行業監管框架中，出資人會否加強對下屬銀行董事會運作的全面考核？

　　閻慶民:現在嚴格來說沒有太多對它的考核。

　　與國資管理體制不同，中組部直接管理11家銀行類金融機構(工農中建交＋三家政策性銀行＋中信、光大＋中投)，主要是干部管理。

　　對于已進行股份制改革的銀行，中投作為出資人，盡管有回報，但沒有辦法進行百分之百的考核，只能對這些銀行的三大類七項指標進行考核，衡量其經營好壞，包括資產類的貸款比例、效益類的ROE\ROA、成本類的成本收入比\撥備覆蓋率\資本充足率等，是通行的國際慣例指標。

　　銀行是壟斷、負債性的，不是競爭性的，需要中央高度壟斷、高度集權，比較特殊。所以，我們對銀行董事會的考核和國資委不一樣，只能犧牲些效率追求安全。

　　《董事會》:從銀行監管者角度，您一直強調實施宏觀審慎監管，這是一項長期堅持的方略，還是經濟危機期間的短期選擇？2009年銀監系統工作會議之后，當前宏觀審慎監管的重點是什么？

　　閻慶民:金融業是一個高負債、高杠桿、高風險的行業，對整個經濟而言，銀行及其提供的金融服務具有公共性質，有較強的外部性。因此，強化宏觀審慎監管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方略，而不是當前危機期間的短期選擇。一方面，銀行經營具有明顯的“親經濟周期”特性，需要“逆經濟周期”的宏觀審慎監管；另一方面，則是切實防范銀行系統性風險的需要。在當前形勢下，宏觀審慎監管的重點是，在“保增長、促發展(調結構)、防風險”的總體要求下，督促銀行業堅持審慎經營原則，強化全面風險管理，促進銀行業穩健發展。一是根據“有保有壓、區別對待”原則，通過信貸結構調整，有效落實國家產業政策，切實做好信用風險防范工作。二是要高度重視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有效防范跨市場風險的傳遞和蔓延。尤其是對于創新金融產品，如理財產品等，要按照“風險可控、成本可算、信息充分披露”要求強化管理。三是經濟下行階段往往是操作風險上升的時期，需要銀行認真抓好合規管理、案件防控等預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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