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宏觀調控走偏

　　韓康 張孝德

　　一、清楚認識扭曲宏觀調控目標的三個環節

　　在4萬億元投資開始進入實施的過程中，有一個問題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和研究，這就是國務院推出的4萬億元保增長的投資計劃能否按照預期的路線和目標有效實施。不可否認，從理論上分析，國務院出臺的擴大內需、調整結構、實現保增長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從路徑到目標都沒有問題。但鑒于中國特有的國情與這次出臺積極財政政策時期的提前性，從宏觀調控政策出臺到最終作用于市場的中間環節中，有三大因素會形成對政策實施目標的干擾性修改或扭曲，從而導致調控目標的偏離或調控效率的損失。

　　貨幣政策調控信號可以直接傳達到市場中，實現對市場行為的調節。但國務院出臺4萬億元投資的財政政策，需要經過一系列的環節的過濾，才能最終到達市場。從4萬億元投資計劃實施的流程看，有三個環節有可能形成對調控政策的修改或扭曲：

　　第一個環節是，政府主導的投資體制對調控政策的過濾和修改。在改革開放30年中，盡管政府主導的投資體制進行了不斷改革，但是從計劃經濟遺留下的“跑部錢進競爭”的投資體制，基本上沒有大的改變。在這次4萬億元投資中，有兩個新的因素會加大現行投資體制對調控政策預定目標的修改和扭曲。第一個因素是，中央直接的投資額越大，這個投資體制的弊端也隨著放大。這種投資體制弊端對中國經濟的副作用，與投資額的大小成正比。這次出臺4萬億元投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中央財政直接投資，所以如此巨額的投資，必然形成對“跑部錢進”的巨大吸引力，這樣就會加劇地方政府之間要錢的競爭。這種競爭越激烈，投資體制弊端就越容易放大，其結果必然造成對投資目標和效率的損失。第二個因素是，這次重拳出擊投資計劃時間過緊。為了使投資能夠盡快地進入市場發揮作用，壓縮了項目審批的時間，這樣就很難保證所有的投資項目都能按照投資計劃設定的目標進行，可能會使一批不符合調控目標的項目上馬。在兩個因素的作用下，我們面臨著這樣一些風險：使本應投資的民生工程，變成滿足政府需要的政績工程；使本應緩建、下馬的工程可能納入新投資的范圍；使本應降溫的政府對市場不合理的干預行為，在這次投資幌子下，成為合理的行為。

　　第二個環節是，企業投資行為對宏觀調控信號的修改和扭曲。這次宏觀調控是在市場緊縮尚未見底、被市場淘汰的企業和需要政府救助企業的產業結構調整信息尚未充分顯露的情況下，快速啟動了政府救援的調控政策。目前重拳出擊的財政政策，面臨這樣一些風險：所有陷入困難的企業都變成嗷嗷待哺的嬰兒，再加上各地政府為了爭投資，為了保當地增長，甚至會不加選擇地夸大企業困難，使本來目標明確的投資，在這樣一種機制過濾中，變成了會哭的孩子有奶吃，而那些真正需要政府政策援助的企業卻得不到援助，不該淘汰的被淘汰，該淘汰的卻活了下來。其結果是宏觀調控由治病的調控，扭曲為保病的調控。這樣就會使調控在資源配置效率上大打折扣，在調控方向上出現偏差。

　　第三個環節是，社會投資行為對宏觀調控的左右和扭曲。這次宏觀調控與改革開放以來歷次宏觀調控相比，增加了一個新的因素，就是由個體大眾組成的社會選擇行為成為影響政府調控政策的新因素，在新一輪經濟增長中形成了一個擁有房地產資產和股票資產的社會群體。在這次宏觀調控中政府如何救房市和股市，不僅關系到企業，而且關系到擁有私人資產的社會群體。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已經出臺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和是否要出臺救房市和股市政策，面臨著許多不確定性風險：一方面房市與股市緊縮的過程，是企業與投資者回歸理性的過程，如果政府對這兩個市場救助不當，就會干擾市場和投資者的理性回歸。目前隨著民生投資政策的出臺，由此產生了連鎖反應，社會對政府救房市的呼聲越來越大，這對政府調控能力和藝術提出了新挑戰。如果政府救市陷入很深，是否會導致市場調控對政府的依賴癥，使政府背負起超過政府能力的市場調控的包袱，成為政府出力不討好的調控。

　　二、高度重視可能導致宏觀調控走偏的三個傳導鏈條

　　與上述三個因素相關聯，在調控政策實施中，還需要高度重視通過以下三個傳導鏈條，使宏觀調控的目標進一步扭曲和偏離，使結構的調控演變為加大結構矛盾的調控。

　　第一個傳導鏈條是，民生工程變成政績工程，再度激發政府的投資沖動，使地方政府再度陷入負債投資的惡性循環中。

　　2002年以來，政府的投資沖動是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過熱的主要因素之一。地方政府通過以政府信用為抵押利用金融杠桿把政府投資放大的辦法，形成許多遠遠超出政府償還能力的政府政績工程。2008年下半年以來，經濟開始降溫，資金的緊縮使許多政府主導的項目面臨下馬的困局。當政府過量負債的經營模式開始露出馬腳時，目前出臺的政府新投資計劃，雖然并不是為這些政府項目解套而來，但在現有的投資體制下，地方政府通過游說一旦獲得投資，就有可能變相地使那些本該下馬的工程重新解套。

　　在1998年的宏觀調控中，利用政府信用通過金融杠桿的BOT投資模式剛剛起步，只存在于少數領域和少數地區。而目前這種政府負債的新型投資模式已經從東部地區擴展到中部和西部地區，從省級城市擴展到縣級政府。可以說這種政府與市場結合的投資模式對于解決基礎設施投資中資金短缺的瓶頸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以政府信用作擔保的融資模式的良性循環，是建立在地方財政對未來收入和經濟增長的良好預期上。2003年中國經濟增長過熱以來，中央對這樣一種政府的融資模式一直采取嚴格控制的管理措施。在目前中央出臺新投資計劃政策的導向下，地方政府為了趁機獲得更多的投資，可以肯定地說，這種有效的融資模式會為各地政府競相使用。這種新的投資模式在財政狀況好的東部地區可能會良性運行，在財政狀況不好的西部和中部地區，就可能會成為政府無法承受的負債。如果中國能保持經濟的持續高增長，問題也不大；如果中國經濟不能保持高增長，就有可能使一大批政府成為巨額負債的政府。

　　第二個傳導鏈條是，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誘發三高產業繼續發展，使能耗與污染成為中國經濟無法承受之重。

　　從數據上看，自“十一五”規劃提出五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的約束性指標以來，2007年這兩項指標首次實現年度雙下降。盡管2008年繼續保持了雙下降的勢頭，但下降幅度低于2007年。特別是從高耗能投資增長速度看，2008年前三季度，高耗能行業仍然保持了投資加速的勢頭。前三季度高耗能行業完成投資17166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31%。按照“十一五”規劃的要求，中國能耗與污染問題十分嚴峻。中國高能耗與高污染問題的根本原因，是粗放增長方式。

　　國務院出臺的十項投資措施所投資的領域，如鐵路、公路、機場、南水北調、污水處理、城鄉電網、保障房、醫療教育設施等屬于基礎設施投資的范疇。據測算，在國務院的4萬億元投資中，其中有90%以上的投資都會成為固定資產的投資。這些領域的固定資產投資需要的是高能耗、高污染的鋼鐵、水泥、鋁等原材料產品供給。可以說這4萬億元所拉動的產業領域，與2003年以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城市化、汽車、房地產等產業所需要的下游產品屬于一類。因此保增長的4萬億元投資就存在這樣一種風險，即從2007年剛開始降溫的三高產業是否會重新升溫。大量投資帶來的市場需求是否會誘發那些本來準備關停并轉的三高企業重新開工。

　　目前的4萬億元投資，確實是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需要投資的領域，但是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清楚，同樣的投資在不同時間會產生不同的效應。由于目前重拳出臺的4萬億元投資，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促使中國經濟緊縮速度加速背景下出臺的，從時間上看，這實際上是把本來屬于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投資提前投入。這種時間上的提前，實際上壓縮了市場自我糾錯的機會和時間。為了保增長，在重拳投資的推動下，市場只能在放棄自我糾錯的時間、在原有的帶病增長的情況下繼續增長。這是這次保增長的財政政策可能要付出的代價。

　　第三個傳導鏈條是，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誘發初級能源產品供給增加，有可能使目前剛剛開始下落的PPI，經過一段時間后出現反彈。

　　在這輪由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中，從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向中間產品和終端產品傳導尚未完成，在此情況下，經濟開始降溫，并導致這種傳導中斷。如果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導致上游產品價格上漲，有可能使目前停滯的漲價傳導再次啟動，這對2009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和宏觀調控將是一個很大的負擔。蘭格鋼鐵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08年11月中旬以來因宏觀政策多項利好因素的出臺，使市場上商家的心態好轉，國內建筑鋼材市場整體出現小幅反彈跡象。在4萬億元的總投資計劃中，鋼鐵業是受惠最為直接的行業之一。按照投資與鋼材消費的相關性換算，初步估計此次擴大內需措施直接增加的鋼材消費量將在8000萬噸至1億噸。雖然政策是一個長期效益，但市場信心改善立竿見影，商家的心態開始增強，交易趨于活躍，才使市場價格出現反彈。由于近期國內宏觀調控多項啟動內需政策的出臺，市場信心得到恢復，大幅拋售資源的現象得到緩解，城市建材價格有所上漲。這既是一個關于宏觀調控的利好消息，同時也是一個值得我們重視的潛伏著原材料價格再次抬頭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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