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擴大內需的同時，積極發展對外經濟貿易，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當前和今后長時期內我國經濟工作中仍然具有重要意義，需要繼續將其置于經濟工作的重要位置

　　王子先

　　世界金融經濟危機已通過多種渠道對我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特別是通過外需的急劇降溫嚴重沖擊我國制造業。在此關鍵時刻，我國確定了一攬子擴大內需政策，要求把擴大內需作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這是非常正確的戰略選擇。但是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多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看法：一是認為過去我國經濟結構本來就存在嚴重問題，表現為外貿依存度過高，金融危機只是使問題早一點暴露出來而已；二是認為金融危機是我們調結構的良機，中國依靠擴大內需就可以救經濟，完全可以不要外需；三是認為外部需求非我們所能左右，采取任何措施都不管用，只能聽之任之。這些看法嚴重背離中國的國情，不符合中央擴內需、穩外需和千方百計穩定外貿的精神。實際上，內外需的關系十分復雜微妙，必須全面客觀辯證地認識，特別是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避免亞洲金融危機后一段時間內我國內需無法彌補外需、出現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經濟陷入通貨緊縮的狀態。

　　現階段經濟發展對外需的依賴有其客觀必然性

　　外貿已經成為促進我國改革、發展、創新的綜合性引擎

　　我國對外開放30年來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最重要的表現是外貿在率先改革推動下飛速發展并成功實現了貿易自由化。1978～2007年，我國外貿從206.4億美元增至21738億美元，年均增長17.4%，成為新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為實現宏觀經濟主要目標作出了重要貢獻。

　　外貿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2005年，國家統計局課題組建立了專門數量模型，測算的結果比較有說服力。研究顯示，按累計計算，1978～2003年進出口增長年均拉動我國經濟增長1.34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年平均貢獻率為14.24%；出口年均拉動我國經濟增長2.04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21.78%。我們綜合了各家機構的方法，粗略估計，1978～2007年外貿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在20%左右，年均拉動經濟增長近2個百分點。

　　3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外貿的開放和發展對我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發揮了綜合性積極作用：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交換，充分發揮了我國的比較優勢，優化了資源配置，促進了技術進步，緩解了資源瓶頸，引入了競爭機制，成為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效率提高的主要動力。以進口為例，進口是促進我國生產率提高最為重要的因素，據國家統計局課題組測算，進口對我國生產率變化的貢獻率約為46%。特別是作為一個轉型經濟體，貿易開放和自由化還有助于打破國內產業過度保護的堅冰，在加快市場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推動宏微觀經濟制度創新等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國際實證研究表明，貿易開放和自由化，可以打破內生的體制和利益壁壘，不僅成為體制轉型和制度創新的重要動力，而且還可以推動金融改革的深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同時，貿易開放還可以推動金融開放，減輕金融抑制，從而降低貨幣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我國制造業對出口是一種路徑依賴而非政策依賴

　　我國制造業出口高速增長，首先是由我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大幅提高決定的，與現階段工業化水平有關。同時，制造業的出口形成路徑依賴還與深層次結構因素有關，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高投資率和低消費率造成國內制造業產能過剩，加大了出口壓力。長期以來，我國消費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最近10年，世界平均消費率為78%～79%，而我國的平均消費率只有59.5%。這導致許多行業的生產能力過剩，很多企業只好面向國際市場尋找出路。據商務部連續調查，多年來600種主要消費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近1/3，為28.7%；供過于求的商品約占2/3；基本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300種投資品中，基本平衡的占大多數，供不應求的僅占很少比重，并且主要集中在能源、有色金屬和木材等上游資源型投資品上而不是一般的下游產品上�？梢哉J為，我國消費品市場全面過剩，投資品市場部分過剩。

　　第二，由于產業政策過于強調“填平補齊”，提高國產化率，我國進口替代不斷升級特別是鋼材、水泥和汽車等重化工業的進口替代客觀上加重了其對出口的依賴。

　　從微觀看，大量企業由于國內信用體系問題、支付問題、交易成本高等問題，不愿意做內貿，而愿意出口。

　　從制造業的出口路徑依賴到宏觀經濟的路徑依賴

　　出口增長對宏觀經濟帶來了多方面推動作用：第一，確保了我國很多產業和整個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第二，帶動了出口產業配套的上下游工業的發展；第三，由于現階段我國服務業與制造業關聯度很高，出口增長也帶動了服務業的發展；第四，出口部門及其關聯部門提供了大量就業，為解決國計民生這一宏觀調控重要目標作出了重大貢獻；第五，我國出口增長對居民消費有非常大的關聯效應，出口及其相關部門職工收入的提高成為支撐消費擴大的重要動力；第六，我國投資的增長也與世界市場需求和出口快速增長密切相關，出口帶動了有效率的投資，極大地改變了上一輪經濟周期有效投資需求不足的矛盾；第七，有利于緩解國內產能過剩，避免影響相關企業的正常運轉，減少破產倒閉，有利于確保社會穩定，控制金融體系的風險。

　　可見，現階段出口作為一種最終需求對我國宏觀經濟和產業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相當長時期內仍是我國總需求的重要部分，保持出口穩定增長仍是我國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我國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出口路徑依賴與其他國家比較并無特別異常之處

　　通過廣泛的國際比較可以發現，我國較高的外貿依存度和出口路徑依賴，總體上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趨勢，帶有客觀歷史必然性。

　　第一，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和工業化加速階段普遍呈現外貿依存度大幅上升現象。目前，發展中國家平均外貿依存度高達69%，還高于我國。

　　第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蓬勃興起，導致世界經濟整體上對世界貿易依存度從1990年的38.7%迅速上升到2007年的69.5%。

　　第三，以亞洲“四小龍”、“四小虎”為代表，新興經濟體普遍存在較高的出口依賴。2007年，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韓國的外貿依存度分別高達400.6%、363.6%、123.8%和76.8%。

　　第四，以德國、日本為代表的經濟大國長期成為出口和貿易順差大國，客觀上都存在對出口的高度依賴。2007年德國貿易依存度達83.8%，日本雖然表面上外貿依存度不高但實際上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出口。

　　第五，西歐大多數國家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對外貿易構成拉動經濟增長的長期引擎，如荷蘭、比利時2007年外貿依存度分別達159.2%和217.9%。

　　綜合起來，處于不同階段的各國經濟發展對出口的依賴主要有以下幾種途徑：

　　一是長期以來對外經濟聯系十分密切，形成了經濟發展對出口歷史性的路徑依賴，如一些西歐國家就是典型；二是分享經濟全球化紅利，在一定發展階段形成了對出口的路徑依賴，如亞洲“四小龍”；三是在一定階段的人口和收入分配等條件下，“高投資率、低消費率”的經濟結構加劇了經濟對出口的依賴，如大多數東亞經濟體過去都存在這種現象；四是在經濟進入發達階段以后，盡管已經實現向高消費率和服務經濟的轉型，但經濟對貨物出口依賴程度仍然較高，如德國和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在我國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對外開放度不斷提升的背景下，我國經濟對外需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帶有很大客觀必然性；而且，由于我國同時兼具上述第二至第四類國家或地區共同的特點，我國經濟對外需的依賴將更具長期性、復雜性。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內需與外需相互依存、相互補充

　　國內市場和需求可以為出口提供重要支撐和動力

　　一是龐大的國內市場可以發揮規模經濟效應，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增強產業競爭力，為出口提供堅實的產業基礎；二是消費結構的升級可以拉動新興產業的發展，帶動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三是國內研發和技術設備投資的增加，可以帶動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的提高，特別是推動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四是國內市場和產業技術優勢還可以促進雙向跨境投資，促進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五是國內服務業的發展與升級，還可以有力推動產品開發設計、市場營銷、物流供應鏈等產業鏈高端環節的加快升級，從而提高產業和企業核心競爭力，促進國際化品牌和知名跨國公司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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