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國也在上世紀90年代進行股票改革、金融改革，會出現十家世界級的公司，這個可能性會很高。”

　　“面臨金融危機，中國仍必須進行金融改革。”

　　----黃亞生

　　新快報記者 梁小嬋

　　黃亞生1985年獲哈佛大學學士學位，1991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87年至1989年間任世界銀行顧問，同時任教于密歇根大學。1997年，加入哈佛商學院，任商業、政府和國際經濟副教授。黃亞生教授的研究重心為政府政策和制度問題，尤其是機制轉換時期社會主義經濟研究和東亞經濟研究。已出版的作品包括：《中國通貨膨脹和投資控制》和《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等。

　　“中國在哪個方面都比印度強，除了金融體制；印度在哪個方面都比中國弱，除了金融體制。”1月17日，以研究中印關系出名的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終身教授黃亞生在嶺南大講堂上表示，印度經濟在宏觀經濟上不如中國經濟，而且存在著地理、教育、婦女、種族等諸多問題，但是在金融體制和政策方面卻比中國更具優勢。6年前，黃亞生發表的《印度能趕超中國嗎？》引起中國學術界的關注，如今面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黃亞生對印度經濟能持續高速增長表達了樂觀態度。

　　中國投資占比太高

　　上世紀50年代期間，北韓南韓以三八線為界。北韓工業基礎好、自然資源豐富、有良好的工業體制，南韓農業比工業強，自然資源缺乏，不少人認為30年后北韓將成為經濟強國。而事實上，北韓由上世紀50年代人均GDP總值相當于現在加納的水平，現今已經接近西方水平。“這是三八線的區別，北韓向蘇俄投降，南韓向美國投降”，黃亞生認為，體制在經濟發展上非常重要。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產業政策呼吁學習南韓體制，而至今都沒有學好。“韓國金融體制，私人企業的貸款從來沒有中國低”，據官方資料顯示，中國私營企業占貸款的30%-40%。“老跟過去比較，金融體制比過去進步，但是橫向比較，遠遠落后其他國家”黃亞生表示，中國私營企業有很大進步，占GDP總規模相當于印度、巴西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

　　“我覺得惋惜的是，農村醫療、衛生發展等原本是中國的優勢”。黃亞生表示，像中國一樣，投資占GDP的50%以上的現象非常少見，“這是任何一個國家在和平時代少見的，而就算南韓歷史上最高水平是1990年投資占GDP的39%，其后一直回落。”黃亞生認為中國雖然標榜“東亞模式”，但實質上在投資、經濟上與東亞模式有巨大的區別。

　　土地一級市場須開放

　　搞房地產，很多問題取決于怎么去拉動。回想到中國城市化進程這么快，為什么沒有產生巨大的財富效應？因為財富并沒有跑到普通居民、農民手中，這就是為什么沒有拉動內需的原因。在土地一級市場，只有政府一個買家；在二級市場，只有政府一個賣家。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這個“公司”是最棒的，但這也是問題所在。

　　我出差住的飯店，都很不錯，北京君悅酒店每晚200美元，漢城同樣的房間每晚500美元。中國君悅飯店本來應該每晚收500美元的，但因為他們用便宜的價格收購土地，所以一部分獲利應該分到(原住)居民手中。但中國缺失這樣的過程。

　　反思這個問題，就是一級市場必須開放，政府是一個買方，而開放商可以是另一個買方，這樣原本住在這里的居民就有很高的談判水平。政府還必須定出一個最低價。

　　我認為，面臨金融危機，中國仍必須進行金融改革。與美國不同，中國不是政府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中國的經濟不夠自由，而不是過度自由。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