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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系統危機與道德風險的權衡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18日 04:20  《長江》雜志

  如果是市場出了問題帶來的系統性危機,不用政府出手,因為市場機制本身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如果是市場機制出了問題,那政府就必須出手,因為只有外力才可以解決市場機制的問題。如果一有問題,政府就出手救市,投資人就會很自然地把風險意識拋到腦后,這就引起了經濟體中過分的投機和資產泡沫,而政府為了減低資產泡沫破裂時對整個經濟體的負面影響,就不得不加強控制,用微觀手段控制人們對風險的投入,從而在本質上偏離了市場經濟的主旨,形成一個“政策市”。救市的本質是解急。解急是暫時行為,但影響卻會是長久的。政府“入市”應非常謹慎。

  次貸危機的歷史坐標

  此次金融海嘯與1929年的經濟危機相比,流動性相當充足。此次金融海嘯并沒有讓整個的銀行體系崩潰。只要居民感覺到他們存到銀行里的錢,存在退休基金賬戶里的錢還是安全的,他們就不會像1929年那樣突然之間出現恐慌性停止消費。我認為,恐慌性停止消費是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很重要的原因。

  救市需要考慮的第一個因素是,當前經濟的危急情況是有局限性的、小規模的,還是系統性的、大規模的?如果是前者,無論情況有多糟,政府都不應出手救市。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所謂“創造性的毀滅”,舊的不去,新的就不來,就沒有發展和提高。局限性的危急情況即使惡化,也不會影響大局,只要經濟整體健康,市場機制可以發揮功效,恢復過來只是時間的問題。

  (《救市因素:系統危機與道德風險的權衡》,劉勁,9月20日《21世紀經濟報道》)

  很多人把此次金融危機與1929年、1930年的危機相提并論,認為此次金融海嘯破壞力之大、波及面之廣,為近70年來之最。 我認為,這可能是對世界金融史和對世界經濟史的一種誤讀。上個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美國和歐洲普遍經濟下降幅度達到30%,失業率達到了25%以上。而且1929年、1930年的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很嚴重,那次經濟蕭條持續了10年之久。

  此次金融海嘯與1929年的經濟危機相比,流動性相當充足。此次金融海嘯并沒有讓整個的銀行體系崩潰。實際上,歐洲各國政府和美國政府這么大的力度來救市,就是千方百計地避免銀行系統出現全面崩潰。

  我認為,只要銀行系統不出現全面崩潰,只要居民感覺到他們存到銀行里的錢,存在退休基金賬戶里的錢還是安全的,他們就不會像1929年那樣突然之間出現恐慌性停止消費。我認為,恐慌性停止消費是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很重要的原因。這一次的金融海嘯雖然不會出現上述類似情況,但實體經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恢復,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一貫的赤字運轉,還有美國老百姓一直以來的過度消費。要使美國經濟的情況好轉起來,這兩個主要的實體需要減輕負債額度。

  (《“中國大規模走出去正當其時”》,梅建平,10月28日《21世紀經濟報道》)

  事實上,最近也有人把這次的美國金融動蕩和1929-1933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經濟危機相比,我覺得這兩者之間還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想強調一點,美國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就和消費需求不足有很大的關系。因為消費需求不足,消費欲望不足,導致大量的產品積壓,這樣就導致大量的工廠停產倒閉,這樣投資也會減少,產品賣不出去,誰也不會來投資,所以企業要么破產要么減少產量,這樣又導致了大量的工人失業,大量的工人失業消費需求就會進一步減少,這樣造成了惡性循環。

  所以,國內的消費需求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也是必須的。這次央行和其他國家的部門出臺利率包括稅務方面的政策,我覺得應該是針對不同的金融市場做出的選擇,實際上是希望對中國的金融和經濟進行綜合的調控。一方面是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在全球經濟不穩定、動蕩的時候能夠對需求有一定的拉升作用。

  (《解讀全球降息的影響》,周春生,10月9日和訊網)

  考慮多重救市因素

  救市的本質是解急。解急是暫時行為,但影響卻會是長久的。

  國家在市場中必須承擔維護產權和契約權益的責任,也應當建立和維護市場所需要的制度架構。此外,當意外市場事件威脅到太多公眾利益時,政府有責任出面保護公眾利益。相比過去,政府介入恢復信心的必要性確實高了很多。

  當然,如果政府干預救市,會帶來很大的道德風險,這也是代價,也會很大。這就是為什么現代全球化了的社會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大了很多。但權力增加很多的同時,對權力進行監督制約的必要性也大大增加,因此,就出現了現代憲政民主制度。這些同步發展不是偶然的。

  我們必須看到,在關鍵時候,政府不救市會有很大社會成本,但救市有好處,也有道德風險,兩害相權究竟誰重、誰輕?由誰來判斷?做出判斷的人是否公正客觀?是否有可靠的制度架構保證其公正客觀?所以,政府可以在市場危機關鍵時候起重要作用,但是必須在問責架構下干預市場。

  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伴隨政府干預市場、解救市場危機的頻率越來越多的同時,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和問責機制也必須跟上,必需有相配的政治改革,否則,政府權力的擴展反而會給社會帶來更多的代價。所以,我們不怕看到美國政府、中國政府因為其與市場的邊界發生變化而頻頻介入市場,但我們怕只看到政府權力的擴張,而見不到對權力制約和問責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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