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從本質上是反應性的，是對已經熟悉的事情而為的，但創新顧名思義是以前沒有的，是創造出以前不熟悉的東西，所以，從本質上，創新是不應該被監管的，否則邏輯上就有矛盾。中國的問題不是我們相信市場太過了，而是市場化的程度不夠。中國的金融市場是在政府從宏觀到微觀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中國的問題不在于市場的弊病得不到控制，而是市場的優點和糾錯機制得不到充分的發揮。

　　缺乏管束的金融風險

　　從長遠看，問題的本質不在于如何限制金融業的創新步伐，而是在于如何強化金融機構的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如何提升監管機構監管金融風險的能力。

　　貫穿金融危機始終的是，無論是監管者、金融機構和個人都存在忽視風險管理的因素。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儲貸協會危機(S&L問題)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的金融危機，都是由于所擔保的房地產價格的下跌，使得銀行的貸款出現了壞賬，最后演變成了銀行的經營危機。那時由于沒有被衍生工具放大，美國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能夠在出現問題后較快地糾正并恢復。這是典型的貨幣市場風險通過資本市場的工具被無序放大的結果，也是金融機構自恃有衍生品工具可以不懼怕風險心態的典型表現。

　　證券化的第一個問題或者說最簡單的問題，就是存在著信息不對稱。證券化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引發的道德風險。第三個問題是，由于證券化的實施使得債務的交涉出現了困難而成為大問題。從長遠看，問題的本質不在于如何限制金融業的創新步伐，而是在于如何強化金融機構的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如何提升監管機構監管金融風險的能力。

　　(《金融危機：忽視風險管理的惡果》，周春生，11月10日《經濟觀察報》)

　　本輪危機之后，美國政府不可能會再如以前一般完全信任華爾街。目前政府出臺的救市措施多是為了控制金融恐慌，可以預料的是，在危機過后，政府會針對目前分業經營的投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出臺一些約束其行為的新法律法規。但他們有可能會矯枉過正，美國國會有時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安然事件后出臺的《薩班斯法案》就是約束過緊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動搖了紐約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給美國政府救市團隊打“A”》，梅建平，10月10日《中國企業家》)

　　中國式監管的問題所在

　　股市的水平由監管部門一手操控，既然證監會有此權利，那么他就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和后果，受到指責是有道理的。

　　股市低迷時，監管層等其他部門一方面會通過講話、或在三大報上發社論，通過言論鼓動大家進入股市；另一方面，監管層通過很多手法控制和管理股票供給。最典型的就是IPO、再融資和增發的審批，以及對基金發行的審批。此外，監管層還會根據需要隨時召集基金公司和機構，給其打氣，讓其托市或者授意其不要買賣得太多等。在這種管理模式下，股市的水平由監管部門一手操控，既然證監會有此權利，那么他就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和后果，受到指責是有道理的。

　　(《經濟困境沒有10年前嚴重》，陳志武，7月23日《新京報》)

　　這個都是監管層造成的。因為像招行、南航等認沽權證，完全是由監管層控制供給的。去年7月在上海開會時，有個證券公司董事長告訴我，他們公司那天被批準可以發售兩個億的招行認沽權證。這等于是監管層批準讓券商印錢。在美國，任何人都可以賣空的。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賣空的話，在認沽權證價格高得離譜時，誰都可以創造新的供給量，這樣自然可以把價格壓下去。但在國內，其他人只能看著，只有買入的權利沒有賣空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就變得很畸形。

　　(《經濟困境沒有10年前嚴重》，陳志武，7月23日《新京報》)

　　實際上，證監會的角色應當是對市場進行監管，而不是管理股市指數的水平。證監會要做的是保證股市中的每一個參與者(包括散戶、機構、券商、基金等)在一個公平的平臺上。證監會真正要管的是制定公平的監管規則，制造公平的市場秩序，打擊機構非法操縱價格、上市公司管理層內部交易等問題。至于大家是買多了買少了還是賣多了賣少了，都是投資者自己決定和把握的事情，和證監會沒關系，不是證監會該管的范圍。

　　(《經濟困境沒有10年前嚴重》，陳志武，7月23日《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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