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稅是提升中國企業競爭力的現實路徑》，梅建平，8月4日《21世紀經濟報道》

　　要激活個人消費能力和企業投資，第一需要政府創造一個比較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也就是說要把通貨膨脹在比較短的時間內降下來。第二政府要采取大規模的減稅政策來刺激經濟。政府要把更多的錢放在老百姓的口袋里。過去10年以來，基本上每一年的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大大超過GDP的增長速度。政府在整個國民經濟，在GDP當中所賺取的部分越來越大，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是相當不利。要把財政收入與GDP的平衡增長作為一項重要國策定下來，限制財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長。

　　(《減稅是提升中國企業競爭力的現實路徑》，梅建平，8月4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日本在1973年、1974年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由于大量外貿的順差，使得日元在很短時間大幅升值，日本企業實際上也是面臨巨大的壓力。美國的很多企業，在1979年、1980年的時候，如果向銀行借錢，需要承擔20%的利息，它們怎么能夠生存？

　　如果政府不給企業一些資源，通過減稅把錢放回到企業的口袋里面，讓他們做產業升級換代、建立銷售渠道，創立名牌是很難實現的。不僅僅是中小企業，大企業也是一樣，同樣面臨更新換代、產業升級、創造品牌，建立世界性的銷售渠道這樣的挑戰。減稅是使企業提升長期國際競爭力的一種現實路徑。我們不能永遠只做勞動密集的鞋子、襪子、打火機。

　　(《減稅是提升中國企業競爭力的現實路徑》，梅建平，8月4日《21世紀經濟報道》

　　首先，最重要的應該是降低企業營業稅稅率。中國企業的稅負高的離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管企業賺錢不賺錢，只要有銷售收入就要納稅。稅收應該考慮刺激企業的發展。因為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最根本的源泉和動力。目前可以考慮大幅度的調低營業稅稅率，即使減半也可以考慮。

　　另外，我認為所得稅稅率還是比較高。25%的企業所得稅是不是可以考慮降到20%？個人所得稅也應該考慮下降，我認為起征點可以提高，這樣可以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負擔。為了鼓勵投資，我認為45%的最高收入稅率也應該考慮降下來。

　　(《減稅是提升中國企業競爭力的現實路徑》，梅建平，8月4日《21世紀經濟報道》

　　稅制改革與經濟發展

　　拿征稅作為經濟調控、不強調征稅后對老百姓的服務回報，那都是對私人財產的攝取。

　　過去這么多年中國改革的重心都放在了經濟領域，沒有在根本政治制度上進行實質性改革，我認為目前中國最需要改革的領域之一是：政府部門增加稅種和稅率的權力沒有受到實質性約束，應該改革為只有全國人大才有推出新稅種和提高稅率的權力，征稅權至少也要放回到人大常委會的層面，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門都有這個權力。這樣帶來的必然結果就是行政部門層出不窮推出新稅、新費，去年財政稅收增加了31%，今年可能更多，這樣下去對于企業還怎么去談激勵？如果有一天每賺一元錢就有五角錢上繳給國家的話，企業還怎么活？而且在個人層面上還有這么高的個人所得稅，這樣大家都在為抽象的“國家”干活。

　　只有在老百姓從稅賦中得到相配的政府服務回報時，那種稅賦才是合理合法的。拿征稅作為經濟調控、不強調征稅后對老百姓的服務回報，那都是對私人財產的攝取。這即是為什么必須由人民代表組成的立法機構掌握征稅權。

　　(《面對經濟難題，應為居民和企業減稅、退稅》，陳志武，7月14日《新京報》)

　　財政政策方面，要一視同仁地給各個行業減稅，包括給老百姓減稅。

　　在貨幣政策方面，讓利率水平和通脹持平，或者高過通脹，調整為正利率。不應當通過行政手段控制總貸款額，應當通過利率手段控制信貸，一致性地限制和約束企業的貸款行為，對國企和民企一視同仁，以此來控制信貸總量。

　　很多人對“二次分配”有一種盲目的信任，當然經濟學教科書上都會說稅收是二次分配和轉移支付的工具。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這是有一個基本前提假設的，那就是政府花錢的過程、預算的過程應該是公開透明的，是有實質民主監督問責的，這樣才有制度基礎。

　　但是現在中國對預算沒有實質民主監督，也沒有媒體參與的廣泛公開討論。脫離健全的公共財政監督制度，單純談“二次分配”就沒有意義，就只能是一種夢想。

　　(《面對經濟難題，應為居民和企業減稅、退稅》，陳志武7月14日《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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