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企業家》2009創新特刊：關于創新與經濟蕭條的辨證討論

　　經濟不景氣？這些公司正把加大創新當作應對艱難時世的最佳武器1876年，29歲的托馬斯·愛迪生搬到了新澤西，在那個叫門羅公園的地方，他開辦了自己的實驗室。

　　這是美國結束南北戰爭以來最艱難的時刻。隨著1873年維也納交易所的破產，一場席卷歐美、長達23年的經濟危機開始了。在此期間，美國有超過1/4的鐵路公司宣告破產，很多地方的人們甚至改花銀子而非美元。

　　尚未及而立之年，愛迪生已算得飽經滄桑。此前的五年里，他只是一名獨立發明者，但其電報技術已經讓他和當時美國一些主流公司搭上關系。準確地說，他被它們一次次欺騙：西方聯合公司無償占用了其電報技術，而大西洋及太平洋電報公司在許以其3萬美元現金、7萬美元股票之后，又把那些后來一度價值25萬美元的股票騙走了。

　　位于門羅公園的兩套大屋對于愛迪生是個全新的起點。在這個被視為歷史上第一個專門用于持續的科學研究及產品開發的工業實驗室里，他先后創造出了基于碳粒送話的電話、電燈、電力傳輸系統和熒光透視法。這也為他贏得了一個流傳至今的名號：“門羅公園的巫師”。

　　一場巨大的經濟危機＋一個百折不撓的天才＝一系列偉大的創新？

　　即使所有人都會指出這個等式未免武斷，但在接下來的兩年里，人們仍會一次次重復一些歷史掌故：微軟和蘋果電腦分別成立于1975年和1976年，正是美國飽受石油危機之痛時；而在2000年網絡泡沫破碎后，谷歌找到了行之有效的商業模式，并享受了低調成長的三年時光；甚至，在中國，如果沒有2001年至2004年的資本壓抑時期，騰訊和百度也很難在眾目睽睽下長成龐然大物……

　　在今天這個投資者的手就像19世紀末那些興建不久便被遺忘的鐵軌一般冰冷的時代，每一根劃亮的火柴都會告訴你：沒有什么時刻比經濟危機更適于創新。享樂主義結束了，競爭減弱了，大公司們暫停了不計代價的擴張，你的員工也不再去每隔5分鐘看一下股價，或用上班時間不停尋找下一份能許以他大筆期權的工作。這些景象似乎都預示著，富有志向的創業者們終于可以相對從容地專注于自己手上的工作，而下一家谷歌正在化蛹為蝶的蛻變途中。

　　別滿足于此類自我安慰。如果你想成為一名真正的創新者，首先要清楚，迷思與迷信從來不是創新的真正起點。沒有任何外力能幫你營造一個更好的創新環境，經濟危機也絕不等于“黎明前的黑暗”——這場自“大蕭條”以來最劇烈的經濟衰退，注定會讓很多企業畫上命運的休止符。

　　如果說經濟衰退真正意味著什么，它只是一些沒有人能夠坦然面對的困難。它意味著那些曾經熱賣的產品、行之有效的商業模式和風光無限的品牌會失效。它是恐懼、是絕境、是分水嶺。它將不愿變化者和敢于前行的人區隔出來。在這個冷清時期，只有停下依靠慣性的思考和行動，只有繼續懷抱希望，以克服恐懼后獲得的勇氣穿越經濟不景氣的陰霾，才能生存下去。而這種生存本身就稱得上創新。

　　你是誰？

　　讓我們重新回到愛迪生的故事。

　　那個執著的天才在蕭條之中與靈感的助產婆一次又一次不期而遇的故事，其實并非流水線般順暢而確定。

　　進駐門羅公園之初，愛迪生及其研發團隊表現得異常興奮，似乎很快就能迎來一些關鍵突破。他們給自己羅列了一份“項目列表”，其中包括：能夠發音的電報系統、穿越大西洋的雙工電纜、電力筆和電力油印機、電力紡織機、電力剪刀、人造鳥、人造玫瑰和可反復使用的雪茄……

　　這些被稱為“無賴們”的年輕人在很多房間的墻上釘上約書亞·雷諾茲的名言：“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人們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他們把屋子里所有的鐘表都拆掉彈簧，以示不愿成為被機械度量的時間的奴隸。他們喜歡自己規劃時間：愛迪生經常連續工作24小時，偶爾在桌子下面睡上一小會兒，然后再倒頭大睡18個小時。

　　但這種高強度的工作并未立即見效，反而帶來了漫長的疲倦與疾病。愛迪生一度不得不放下工作，獨自一人去落基山休假，觀看日蝕。

　　直到1878年9月，愛迪生才迎來了一個“如蒙神啟”的時刻。坐在一列火車上，愛迪生突然想到：有沒有可能構建一種網絡，為某一個區域的所有電燈供電？比如，整個紐約？

　　希望以電燈取代煤油燈的想法從1800年之初便已有之，理論上，愛迪生并非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人選。當時在歐美均有科學家也在研發電燈，而愛迪生過于宏大的目標被認為是最不切實際的。而且，他缺乏很多成功的條件：他連如何制造一只近乎真空環境的燈泡都不會。在摸索過程中，他甚至將1827年已經提出的歐姆定律重新在實踐中驗證了一遍。不過，對此，愛迪生有個說法：“我甚至不愿意了解歐姆定律，這會影響我繼續試驗。”

　　的確，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來自于這種極度樂觀主義與異常謹慎的落實的結合。在他之前，有太多的人嘗試了幾種制作燈泡的方法之后便告放棄，但愛迪生以一種異乎尋常的堅持一路解決了所有問題：不知道如何靠傳送電流在電極之間制造燈光？先找到可以導電的燈絲；不知如何準確測度電壓、電阻和電流？愛迪生便招聘了一名畢業于普林斯頓的數學家；高電阻的實驗總失敗？就轉向測試低電阻的可能；不會制作燈泡？他就在報紙上發招聘啟事，最終找來一名德國吹玻璃工……

　　直到展開這一項目一年之后，1879年10月，愛迪生才制造出一個碳絲燈泡。而他完成電力傳輸系統的開發，則是1882年的事情了。

　　類似的人與事仍可枚舉。1929年“大蕭條”來臨時，菲羅·法恩斯沃思正在舊金山的一個倉庫里開發電視的原型機，當他的投資者跑來叫停時，他的整個團隊立即表示寧可放棄收入也不愿停止工作；雖然在1928年底，第一部以米老鼠為主角的動畫已經上映，沃爾特·迪斯尼并未就此止步，在大蕭條期間，他繼續創作了一系列新形象，其中包括唐老鴨和三只小豬；也是在“大蕭條”期間，當其對手紛紛裁員，托馬森·沃森將自己掌舵的IBM從300人擴張至7000人，創立了研發中心，甚至收購了一家名為電氣打字機的公司。

　　究竟是愛迪生、迪斯尼和老沃森們受益于經濟危機帶來的競爭減弱、市場告別浮躁時期，還是他們只是選擇在任何局面下堅持自我？答案很可能是后者。

　　美國著名風險投資者保羅·格雷姆認為，從他的投資公司的結果來看，衡量一家公司能否成功的指標中，創業者本身的組織遠遠比經濟環境因素重要得多：“也就是說，成功的關鍵在于‘你是誰’，而不是‘我在什么時候做’。”

　　也許，你也應該在這個時刻重新問一問自己：你是否發自內心、無論任何條件的，愿意從事一次創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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