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美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都在對美國經濟的領先地位質疑，質疑美國能否保持持續的領先地位，會不會被日本趕上。經濟學界的呼聲和研究成果迫使美國企業家加強了技術創新。正是這波創新給了美國經濟20年的活力。

　　如今的美國同樣面臨這個問題。剛剛上臺的奧巴馬也看到，美國要走出困境，根本的出路還是創新。美國這次經濟危機是從金融危機開始發生的，反映到實體經濟，就是上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界的創新的生命周期，實際上已經走完了。

　　對美國而言，實體經濟沒有了技術創新的原動力，整個經濟只能靠金融衍生品來挽救，這終究不是出路。這一經驗，對中國也是一樣。

　　是危機還是機遇？平新喬斷定，這對中國當然是一次機會。“美國可以通過技術創新引領潮流，我們也可以”。

　　產業升級只靠進口先進的技術設備，顯然不是一個國家持續發展的戰略。鼓勵技術創新，這已經不僅限于學界的口號，而且成為了國家的發展戰略。

　　但是創新的主體是什么，平新喬有自己的判斷，“是企業，而且應該主要是民營企業。”

　　“我們一直有一種迷茫，以為大企業是技術創新的基地，其實是不對的。”平新喬明確的指出，如果產業升級還是走依靠國有企業的老路，恐怕還是會走不好，或者至少是要落后的。相反，像吉利這樣的汽車企業確實是技術設備比較落后，但是它已經做到出口了，而且很有活力。

　　“中國的產業升級技術改造，要讓民營經濟參與。”為什么這樣說？平新喬反問，“國有經濟擁有最好的技術設備資源，為我們提供新的技術了嗎？生產新的汽車了嗎？創造新的大品牌了嗎？”

　　減稅比增加國家投入更有效

　　減少稅賦救企業會比增加國家投入的效果更明顯，企業負擔減輕了，馬上就可以活下來。

　　產業升級可能會有很多阻力。但平新喬認為，財稅體制不改革，尤其是增值稅不能改革到位，大量的中小企業很難實現再發展。

　　從1984年開始研究中國財政稅制問題，平新喬幾乎見證了整個財稅改革歷程。1994年的稅改，為國家的財政提供了穩定的保證，但是巨大的負擔壓在了企業的身上。僅增值稅一項，從2006年的1.7萬億到2008年的2萬億，這么高的稅賦壓在企業身上，而且主要是制造業企業，顯然是巨大的壓力。

　　2008年遇到困難后，受沖擊最大的首先是中小企業。按理說，中小企業有自身的優勢，他們靈活，反應快，如果有一些技術創新，他們會很快應用到生產，應該是比較好轉型、比較好存活的。但他們為什么沒有做到？這正是因為他們缺少技術創新的基礎，沉重的增值稅加大了他們產業升級的代價。

　　中國對增值稅的征收是借鑒西方的方法，而且世界銀行也建議發展中國家征收增值稅，因為它的對象是企業，征收過程比較易于操作和監督。但是政策的制定者沒有發現，如果增值稅的征收不夠合理，實施之后對企業尤其是制造業，則可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現實中，現行的增值稅征收政策確有不合理之處。例如，增值稅應該是按照每一個環節的凈增加值來征收的，但中國的稅基不合理在于，沒有把前期購買設備和購買中間產品的部分減去。這樣導致加工過程越復雜，沒有剔除掉的部分就越多，實際上企業背的稅賦就越高。

　　而且就17%的數字本身來講，這樣的稅率在國際上也是最高的。法國也是17%，但是法國是嚴格按照增值稅的定義來做，稅基很窄，換算成中國的稅率，可能不到7%。所以，平新喬堅定的主張加大減稅力度。

　　減稅的意義有多大？一是效果，減少稅賦救企業會比增加國家投入的效果更明顯，企業負擔減輕了，馬上就可以活下來。二是迫切，對于2008年的困境，當務之急是救企業。還有一點，嚴格的增值稅稅基將會減少企業更新設備的代價，促進淘汰落后實現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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