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抉擇難度空前

　　歷史經驗表明，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繩子作用——拉時有力，推時卻無力。

　　持續了21個月的負利率局面實際上已削弱了居民對央行實現其通脹控制目標的信任度，而金融環境的變化，又使得央行直接干預資金配置的后果日趨復雜，出現了伴隨CPI的回落對于放松信貸額度呼聲不斷增加的局面（今年前三季度新增貸款已累計達3.48萬億，占央行年初計劃的96%），進而造成國內收益率曲線的失真，進一步影響了資金的配置效率，這對于通脹預期的穩定是十分不利的。

　　面對當前經濟的眾多不確定性，可以說后期政策的抉擇比前期將更加困難。因為經濟過熱之下通過持續緊縮來控制通脹，遠比經濟減速條件下通脹的控制容易得多，所以當今年2月份CPI沖到8.7%時，決策層毫不猶豫地采取一攬子緊縮措施短時間內剎住了通脹的韁繩。現在的問題則變成了一方面要固守經濟增長的底線，使得就業不出現大的問題；另一方面則要防止通脹的反復。因此，就出現了一種觀點，認為只要“經濟增長率≥通脹率”就可以維持通脹與經濟增長的正常關系，實際可以理解為實現不了“高增長、低通脹”，那么就退而求其次來“高增長、高通脹”，但在目前收入分配機制、社會保障體系、公共服務提供等方面不十分完善的環境下，社會對于“高通脹”的承受力是不是能夠被“高增長”所提升，是個需要探討的問題，而其帶來的風險則是不容許通過試錯的方式來進行壓力測試的。

　　況且，以結構調整為核心內容的經濟轉型又要求我們必須對現有經濟運行的能耗方式、環境標準、資金成本以及勞動力成本等諸多方面不斷完善，而這些方面無疑也是總供給和總需求再次平衡的核心內容，但也對后期通脹能否回落至全社會認可程度構成不確定因素。

　　十七屆三中全會公告明確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國自己的事情辦好”，而在實現“三穩”（保持經濟穩定、金融穩定、資本市場穩定）目標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思量30年的改革成果將以怎樣一種方式來獲得考驗，而下一個30年我們的發展著力點又應該如何謀劃？特別是在危機過后我們的生產力布局究竟需要作怎樣的調整。因此，筆者在本文的最后想說的就是，在當前處理控通脹和保增長的關系時，在如何靈活搭配貨幣、財政以及產業等政策組合時，切不可忘了通脹這一重要經濟語境，因為未雨綢繆總比亡羊補牢要好得多。

　　作者認為，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持續近60年的無紀律的美元體系走到最危急的時刻，但當前以美國為首的各國政府“救急不救窮”的注資救市行為，卻有可能為未來埋下更為嚴重的通脹引信。

　　在當前保持中國經濟平穩增長已經成為宏觀管理層的工作重點之際，在靈活搭配貨幣、財政以及產業等政策組合時，我們也切不可忽視通脹這一重要經濟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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