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政、松綁、減稅、放貸

　　要真正破解目前中小型企業的危局，需要從政策和制度的層面入手，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而我以為,目前解決中小企業的困境可以歸納為八個字：改政、松綁、減稅、放貸。

　　在中小型企業野生階段，政府對它們并沒有太多的限制。而如今，在加強管理的名義下，多重管理機構個個如狼似虎，把中小型企業的市場準入成本無限地抬高。可以說，就目前情況來說，任何一家中小型企業，要推出一項新產品，不拿到10張以上的許可證，是不能投放市場的。而這些名目繁多的生產許可證，打的旗號是管理，實際上就是收錢。每一張許可證的發放，與其說是政府在管理，倒不如說是企業花錢買政府官員的管理尋租權。

　　這些管理上的強制措施，首先抬高了企業的市場準入門坎，其次使企業自我抬高了產品的成本，再其次，就是加重了官員的腐敗。隨著中小企業生產成本的不斷增加，又造成了生產偽劣產品的地下工廠泛濫。

　　建國初期，老一代經濟學家孫冶方和徐雪寒在研究了三四十年代的實業管理政策后指出：對目前依然存在的民族資產階級，政府最簡便的管理政策是：輕稅重罰、輕管重處。即在建國初期依然需要民族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對其企業采取較輕的稅收。而對于其生產過程，則不與干涉。國家政策的著眼點是：只是管理企業所進入市場的產品。如果出現偽劣假產品，罰到再沒有敢效仿者。這一政策，對于鼓勵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緩解建國初期的緊張的局面，功莫大焉。

　　而目前，我們現行政策則恰恰相反：重稅輕罰，重管輕處。政府過多干涉的是企業的生產過程，而對于進入市場的產品質量則倒在其次了，這種倒掛是尋租的樂園，是滋生腐敗的溫床，也是導致中小型企業一遇風吹草動就陷入危局的制度原因。

　　要根治上述情況雖然還很難，但是政府如果在稅收政策上加以調整，則會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目前對于中小企業來說，減稅是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刺激企業增加供給的有效政策手段。

　　中國三十年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簡單地說，最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把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合法化而不是拘泥于以往的既定政策。改革初期野生的中小型企業，所發展的機遇和空間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沒有政策比有政策好”。

　　因此，改革到今天，面對著中小企業的倒閉潮，破解的辦法還應該跟三十年前一樣。官方權威政策的方向要順應民間自發的努力，全面對中小企業徹底松綁，把強化管理的政策放在產品而不是生產過程上。

　　從國際的經驗上看，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經濟疲軟，大企業解雇工人，失業人數上升。地方銀行和信用社就增加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和用款輔導，政府資助社區學院為中小企業提供管理培訓，促進中小企業——即使三兩個人的夫妻店——提高管理效益，增加雇員和提高經營效益，用中小企業減緩了經濟衰弱對社會就業的壓力。

　　而我就始終想不通，中國作為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和稅收的世界制造工廠有什么不好的，怎么這兩年在學界“中國制造”成了貶義詞？實業救國是百年中國有識之士的共識，沒有產業和實業的民族一定是一個沒有脊梁的民族。一個現代國家必須形成一個橄欖型的社會財富和人口分布，這是發達國家繁榮穩定的重要經驗。讓中產階層成為主體，增加人們的資產收益和普遍財富，社會就會穩定。而千百萬中小企業正是中產階層的孵化器，破壞了這個孵化器，對社會有什么好處呢？

　　我感到最擔心的是，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向著市場經濟奔了幾十年，市場經濟也給中國帶來了幾十年的繁榮，怎么忽然間，全國中小企業就進入到了死胡同？這樣的轉變是如何從上到下微妙地發生的，我沒有仔細研究過，但我知道，這樣的轉變威脅著中小企業的生存，威脅著勞動者的就業，威脅著中國的穩定，再這樣壓下去，會壓出巨大的社會問題，完全可能會使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毀于一旦。

　　(作者系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副理事長、云南省政協常委、云南紅酒業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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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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