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監事會緣何在頻發的上市公司治理事件中集體失語？是這一制度本身存有瑕疵，還是配套機制失靈，抑或是其背后的政治經濟文化因素所引致？我們結合福田汽車和本刊課題組的研究成果，以探求走出我國股份公司監事會制度的困境和改革的思路

　　“獨立董事+監事會制度”形成了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最大特色，但形式上的“雙重監督”卻造成了實質上的監督虛化

　　文/王世權 武立東

　　監事會制度誕生于1861年的德國。之后被日本、法國等大陸法系國家所接受。1993年，中國在公司制改革中，借鑒了國際經驗，開始了監事會制度本土化的歷程。

　　按照我國《公司法》的規定，監事會是公司內部治理唯一的監督機構，適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代表出資人或全體股東的利益行使監督權，對股東大會負責。根據分權制衡理論，監事會是公司治理“三會”三權之一，監事的獨立意見將形成有效的內部監督。

　　然而，近年來面對中國股市中接二連三涌現的“問題公司”，監事會對此一籌莫展的“無能”表現和極差的操作性卻飽受業界人士和專家的詬病。

　　沉默的是大多數

　　2002年戴雅和卡布哈林兩位教授通過組織財務分析人員、政府官員、學者組成了專家委員會，對16家中國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和高層管理人員進行了深度訪談。他們將中國監事會分為四種類型，即“不作為監事會”、“僅僅提供意見的監事會”、“監督但是不出具資料數據的監事會”和“既監督又提供數據的監事會”。調查結論表明，由于缺乏法律權限和被明確定義的法律責任、缺乏獨立性、缺乏技能上的高度專門知識、地位不高、信息短缺以及缺乏動力等原因，樣本公司中的監事會大都屬于“不作為”或者“僅僅提供意見”兩種類型。

　　據Wind統計，截至2007年底，共有64家上市公司因各種違規行為受到中國證監會和滬深交易所的81次處罰。根據這些違規公司近年來的年報及其監事會報告，發現沒有一家監事會發表過不同于董事會決議的獨立意見，也沒有做出任何“罷免動議”、沒有發出任何的預警信息，都是召開例行的會議、審議通過常規的事項，顯然沒有做到勤勉盡責。

　　中國監事會制度溯源

　　監事會制度在中國的最早闡述可追溯到1904年清政府頒布的《公司律》。其中，第五節提出了“查賬人”，就類似于現代公司法中的監事。鑒于《公司律》存在的弊端，頒布后不久清政府又在日本法律專家的協助下，以日本商法為藍本形成了公司律草案，但該草案尚未審議完成，伴隨清政府的瓦解就被擱淺了。

　　此后，1914年中華民國的《公司條例》，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公司法》及1946年修改后的《公司法》，由于均是在清末《大清商律草案》及北洋政府《中華民國商律》的基礎上，“博采他邦成規，廣征本國習慣”而制定的，相應的監事制度也隨之保存下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國民黨政府時期的《公司法》被予以廢止。但為了發揮建國初期尚存的私營企業在過渡期的積極作用，于1950年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并保留了監事(當時稱為監察人)制度。

　　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的經濟結構變成單一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國營企業。自此直到1979年，公司立法被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企業立法所代替，監事會制度亦隨之出現歷史性斷層，中斷了近40年之久。

　　直到1992年，為適應新的環境的需要，原國家體改委發布了《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在其中自建國以來首次使用了監事會的字樣，并以1993年《公司法》頒布為契機，正式上升到了立法層次，構造了一個在形式上效法日本，監事會與董事會平級，在內容上仿照德國，實施了員工監事制度，并充分反映了中國社會經濟特點的監事會制度。在距離1993年頒布《公司法》12年后， 2005年頒布了新的《公司法，》明確賦予監事會“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公司章程或者股東會決議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出罷免的建議”的權力，來保障其檢查、監督職能的有效運行，彌補了原《公司法》中關于監事會的各項權力間銜接性差、可操作性差的不足。近年來，在一些上市公司還出現了尚未在中國制度化的獨立監事，這種對獨立監事制度的自愿選擇無疑進一步豐富了中國上市公司監事會治理的內涵。

　　1997年之后，證監會還出臺了一系列關于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相關章程、指導意見和準則。從本質上說，獨立董事制度也是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的一部分，按照英美法系國家的經驗，獨立董事的引入是為了加強外部董事的獨立性，對管理層的權力形成制衡。“獨立董事+監事會制度”形成了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最大特色，但形式上的“雙重監督”卻造成了實質上的監督虛化。在缺乏良好外部治理環境的背景下，“中國特色”的監事會變成了只會簽字、開會的“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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