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種觀點看似對立，實際上各有道理。用“有用但有限”來回答，可能才是恰當的答案。所謂“有用”，是說在高通貨膨脹的形勢下，無論成因是什么，都必須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否則，不但無法治理高通貨膨脹，而且會火上澆油，在已有的通貨膨脹因素上再增加新的推動因素。所謂“有限”，是說貨幣政策并不能消除所有通貨膨脹因素，比如輸入型通貨膨脹因素就是貨幣政策無法消除的，至少在短期內是這樣。

　　兩個目標組合的選擇

　　導致各種政策建議難以取舍的原因，其實是在增長和治理通脹兩者之間的權衡。從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史來看，這是一個“經典”的沖突：“高增長和低通脹”的組合是所有政府、企業的領導人和從事經濟工作的人夢寐以求的目標。但總體來說，沒有人愿意忍受經濟的滑坡以至于蕭條的出現，因此，除了央行，幾乎每個人都發自內心地反對緊縮。即便是央行，也很難在公眾的壓力下保持緊縮立場。而如果央行力排眾議做到了針對通脹的嚴厲緊縮，其公眾聲譽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面臨挑戰。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保羅·沃爾克(Paul Volker)，在1979~1987年掌舵美聯儲期間，他將基準利率長期置于遠高于通脹率的水平(一度接近20%)，以經濟蕭條的代價將通脹率從15%送回到5%以下，美國經濟此后終于步出滯脹噩夢，進入了上世紀90年代快速增長的“黃金10年”。不過，人們回憶起“沃爾克療法”的蕭條痛苦，往往更歡迎格林斯潘這位更為寬松的聯儲主席。直到次貸危機愈演愈烈的2008年，沃爾克的聲譽才開始超越了格林斯潘。

　　另一個案例來自越南，由于貨幣當局行動遲緩(多半是因為沒有經驗)，通脹率一直燃燒到25%，盡管存在熱錢、外貿逆差等諸多原因，但越南最近兩年每年50%以上的貸款增速，無疑是貨幣緊縮不力導致高通脹的一個注解。

　　這兩個案例有諸多政策含義，其中之一就是公眾和社會從來就不喜緊縮(因此央行的獨立很重要)，或者對緊縮往往準備不足，這從一個側面詮釋了眼下中國在經濟下滑風險和緊縮治理通脹之間的艱難權衡，換言之，這是一個經典的沖突。中國的最高決策層深知通脹失控的災難性后果，同時也提出了保持經濟穩定的綱領，兩者的一個恰當組合應該是政策的目標。目前，學界出現了通脹和增長(10%，8%)的組合，我們的看法是，6%~6.5%和8%~10%是2008年中國控制通脹和維持經濟增長的一個更加恰當的目標組合。

　　只有貨幣政策是不夠的

　　毋庸置疑，實現6%~6.5%和8%~10%的通脹和增長組合，尤其是對于當前治理通脹而言，只有貨幣政策是不夠的。這個論斷不僅適用于中國，也適用于亞洲乃至更多新興市場經濟體。誠然，石油和糧食的供給短缺源自于需求相對于供給的過于旺盛，但是不幸的是，石油和糧食二者的需求彈性很小，在短期內幾乎沒有可調整的空間。因此，必須尋找全盤的政策組合來治理通脹，并維持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

　　學者們已經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觀點，例如中國的通脹肇始于豬肉，但成型于國內的流動性環境，而流動性環境又源自于內需不足的經濟增長結構，因此，治理通脹的治本之策在于擴大內需。此外，中國通脹的重要壓力來自于對能源和原材料的強勁需求，而這又和中國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失衡的產業結構密切相關，中國第三產業份額低于印度，還在繼續下降。因此，長期治本之策在于結構轉型。同時，如同在上期評論中提及的那樣，中國長期對資源價格的低估，其實是今天通脹爆發的伏筆，價格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也亟須推進。這就需要財政、產業和其他一攬子政策治理。

　　總結一下，我們認為，緊縮的貨幣政策是必要的，但只有緊縮的貨幣政策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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