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認為，在認真研究境外金融抗災的大量經驗案例后，我們的確找不到自然災難與放松銀根的必然聯系。因為巨災發生后放松貨幣政策實際上意味著通過擴張貨幣供給為損失買單。這無異于在戰爭時期，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多印鈔票供政府開支，必將造成通貨膨脹。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貨幣政策在應對巨災的過程中將無所作為。鑒于我國貨幣政策較為濃厚的數量型色彩，區域化的貨幣政策或許比國外擁有更大的操作空間。

　　□傅勇

　　貨幣政策是否應為震災放松？近期對這個話題如火如荼的激辯戛然而止了。中國人民銀行6月7日下午宣布，決定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在本月內分兩次按增加0.5個百分點繳款。地震重災區法人金融機構暫不上調。

　　這次準備金率調整多少有些出其不意，沒有“等得及”5月份數據的公布。此前的調整通常是在重要統計數據公布后立即做出的。在筆者看來，提前調整意在打消貨幣政策可能放松的猜測，也不想讓相關激辯再進行下去。當局想強化的一個信號是，從緊貨幣政策未因年初的冰雪災害而放松，也不會因四川震災而改變。

　　最近，筆者和同事們合作研究了境外金融抗災的大量經驗案例，我們的確找不到自然災難與放松銀根的必然聯系。

　　一個給人深刻印象的佐證是，2005年夏季颶風“卡特里娜”重創了美國的南部數州，雖然災害損失規模驚人，但美國經濟當時正處于上升通道中，颶風對整體經濟的影響較為有限，美聯儲仍堅持將打擊通脹作為首要任務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在颶風過后不足一個月時進行了第11次加息。我國此輪的經濟周期高峰可能已過，這和美國2005年情況略有不同，但相同的是，控制通脹都是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

　　當然，災難發生后，貨幣政策放松的案例也有，但放松主要不是因為災難造成了重大損失，而是另有隱情。我們來看兩個情況。

　　一種情況是災難對市場信心造成嚴重打擊，市場流動性因此顯著收縮。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后，危機造成的直接影響在10月份已基本結束，但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受到消極影響，GDP增速預測出現下降。監測到這些情況，美聯儲果斷調整了其貨幣政策，在“9·11”之后的三個月內連續四次降息，累計幅度遠大于正常情況，有效提振了市場信心。

　　另一種情況是災難正好在經濟衰退期發生，為防止衰退加劇，貨幣政策需要加力放松。臺灣1999年“9·21”大地震發生時尚未走出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島內出口就業形勢悲觀。為此，震后臺灣“中央銀行”釋出1000億元郵政儲金作為項目低息融資。這顯然意味著，災難發生后，為配合災后重建，臺灣貨幣管理當局推動了銀行信貸規模的擴張。

　　應該說，上述兩種情況均不符合我國的現狀。震災沒有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前景，也沒有打擊金融市場的信心并導致流動性緊縮；當前宏觀經濟整體形勢也不處于緊縮通道。

　　災難就是災難。災難的損失必須有人承擔。在多數情況下，主流的災后融資框架是，損失首先應該按商業合同由金融市場承擔一部分，比如，保險賠付。在金融發達國家，巨災債券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次，財政(包括各類捐贈)應承擔相當一部分，尤其是受災嚴重的地區和群體的損失。再次，是政府參與金融市場災后重建。比如，提供擔保，鼓勵銀行發放重建貸款。最后，余下的損失只能留給私人承擔，這是無法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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