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自高盛公司提出所謂“金磚四國”概念之后，又出現了所謂“銀鉆十一國”等等概念，國際社會對于大量新興市場的崛起討論相當熱烈。越南也被視作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新興市場，甚至被認為可能取代中國在國際制造業等方面的地位。但現在越南經濟出現問題了，此外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經濟形勢也開始不穩，中國也面臨著相當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因此有人開始質疑，危機是否會擴散，甚至導致整個新興市場可能遭致十年前的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相似的命運，或者說可能夭折？

　　如果我們將目光放得更長遠一些，新興市場的崛起可以理解為人類尋求共同發展和公平正義的一次新近努力。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類似的努力便有好幾次：20世紀50、60年代是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運動，20世紀70年代是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追求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20世紀80、90年代則是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等等。

　　但前三次努力都存在重大遺憾：反帝反殖運動取得了國家的政治獨立，但并未實現經濟的獨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追求到目前仍未取得非常明顯的成果；而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則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等的沖擊下而長時間陷入低迷。

　　目前新興市場的崛起也面臨著諸多潛在風險，越南的經濟動蕩更凸顯了這些風險。最根本的風險在于，新興市場的崛起是集體性的，正如諸多報告都在強調“金磚四國”或“銀鉆十一國”這樣的概念一樣，這并非單個國家的崛起，盡管仍有人重點強調中國和印度。這一集體性崛起意味著相當大一部分人口期望過上以前只有少數人才能過的富裕生活。以往美歐等發達世界的總人口不過幾億，現在僅中國和印度就有20多億人口，如果再加上其他國家，那就更多。如果新興市場真的實現了崛起，那么這離人類真正的平等和共同發展的目標就不遠了。但這很可能招致既得利益者的反對，美歐日等都擔心，新興市場的崛起可能會使其生活水平“嚴重下降”，可能導致全球性能源、環境危機加深，因此可能會根本性地予以反對，其目前的諸多政策事實上也說明了這一趨勢。

　　另一個較為明顯的風險在于，新興市場的崛起與全球結構性通貨膨脹在時間上有著某種重合。與新興市場的崛起大致時間一致的是，各種新興市場崛起所需的原材料價格也在上升，這恰好可為反對新興市場崛起的發達世界提供指責的借口：正是新興市場的崛起導致了這種通貨膨脹，并導致全球生活水平的下降。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很快予以較好解決，那么這一指責只會繼續強化，新興市場崛起的合法性就可能遭到質疑。

　　走出西方模式

　　當然，還有一個較為隱性卻可能是致命的風險在于，到目前為止，發展中國家謀求政治經濟獨立的手段和工具，事實上都是西方發達國家先前用于擴張時的理論和經驗。從上世紀60年代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運動時所引進的西方主權概念，到后來重點強調的經濟領域的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等，都是西方的概念和方法，而目前新興市場崛起過程中影響最大的是“華盛頓共識”或新自由主義，它要求新興經濟體要以出口為導向，不必建立全面的國民經濟體系(如重工業部門)。由此而來的經濟結構不完善極易導致危機，而這正是今天越南經濟動蕩的原因之一。

　　盡管就目前而言仍無法判斷越南當前的經濟動蕩是否會導致再一次的東亞金融危機，但可以肯定的是，新興市場的崛起不僅需要克服來自西方的阻礙、解決全球結構性通貨膨脹，更為重要的是需要以非西方的思維和方法來實現創新型崛起。因此，從另一個意義上，越南經濟動蕩再一次提示我們，中國的30年改革開放歷程充分證明以經濟發展為首，政治改革漸進的模式適合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甚至是社會發展初級階段的國家。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或許不只能為越南提供借鑒和學習的榜樣，而且還能為新興市場的集體崛起、為全人類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提供一種不只是思維方式的參照。

　　因此，無論是從中越關系的層面，還是更大的國際體系中的新興國家崛起的層面，越南經濟動蕩都提示我們，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可能是特殊的，但發展中國家改革的邏輯卻是相通的，那就是每個國家都必須結合自己的國情，充分借鑒先進的國際經驗并立足創新，才能實現自身的發展和與世界的共同發展。

　　(作者系國際問題研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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