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們看到，自2007年11月以來，在香港上市的中資銀行股一直處在下跌的狀態，H股的下跌直接影響到國內A股市場的表現。就在國內媒體憧憬8000點或10000點時，這些銀行股一直欲振乏力，疲態盡現，原因就在于H股的不好表現。這是花旗巨虧對國內A股市場的直接影響。

　　美國的次貸危機

　　美國的次貸危機挑戰了我們對金融股的估值方法和體系。國內市場對銀行股的估值傾向于市盈率法，看中每股盈利能力及利潤的增長速度。但國際市場對銀行股的估值則傾向于以市凈率為標準，大銀行的估值一般為市凈率2倍左右。其中的差異來源于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對金融業理解的差異。

　　花旗巨虧事件使我們清醒地看到，金融業與一般實業有本質的不同。我們應該承認，花旗的歷史是輝煌的，花旗的各項經營指標在全球同行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但就是這樣優秀的銀行也難免馬失前蹄，原因在于銀行業是經營風險的行業，宏觀經濟的波動風險最后都轉嫁到銀行。尤其像我國以銀行融資為主的國家，銀行的風險更大。如果看不到銀行業的本質特點，就不能給銀行股準確定價。為什么一般行業的IPO定價以市盈率為主要依據，而銀行業卻以市凈率為主要參照？原因就在于此。

　　在美國股票市場歷史上發生了無數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銀行股經歷了無數風雨洗禮，投資者十分清楚銀行業的風險。由次貸危機所導致的花旗巨虧事件只是歷史的重演而已。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歐美國家的股票市場，銀行類的上市公司總是想方設法給自己頭上罩上一個“非銀行業”的帽子，因為市場對銀行類公司的估值水平一般低于制造業，比新興行業的估值更是低很多，一家上市公司一旦被市場認定為是銀行類公司，定價水平將難以擺脫這個“魔咒”。

　　為什么這些市場的投資者對銀行業有如此之偏見？筆者認為，這是在長期實踐中不斷試錯的結果。

　　我國依然處在經濟轉軌階段，經濟改革的成本實際上有很多都要由銀行承擔，因此，銀行要給投資者帶來豐厚的回報是有疑問的。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銀行業的經營情況，在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及建設銀行上市之前，國家給它們剝離了數萬億的不良債權，動用國家外匯儲備才勉強湊足了注冊資本。由此可見，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之大。

　　如果將視野再擴大些，將銀行的經營放在我國金融業改革的大背景下考察，則情況更加不妙。

　　未來的金融改革趨勢有兩點是十分肯定的，一是利率的市場化趨勢，二是直接融資的比例將大幅度增加。

　　利率市場將迅速降低目前的利差不合理的情況，接近4%的利差是銀行業表現良好的基礎，但這樣的局面隨利率市場化的步伐的加快將逐漸消失，在流動性過剩的背景下，銀行利差可能會降到2%左右。直接融資的擴大又稱為“脫媒”，脫媒的過程實際已經開始，但在2007年銀行業在“脫媒”的過程中意外地享受到了“好處”(即非利息收入的大幅度增長)，但這樣的“好處”是一次性的，接下來將是痛苦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