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傳統的金融資本。這些資本通過為工商業企業提供貸款服務，獲得存貸差收益，或者幫助企業上市，獲得保薦銷售等相關服務的收益。他們希望看到工商業企業長期可持續發展，資本市場長期可持續成長，由此他們可以獲得持續的收益增長，他們也是資本市場上的“巴菲特”們，致力于把握上市公司的真實價值和持續成長能力并長期持有。這些資本也不反感固定匯率制度。

　　3.以對沖基金為代表的金融投機資本。他們自身不直接創造任何真實的物質財富，他們像洪水一樣向世界各資本市場的各種投資品涌去，再流走。在流入時，目標國（地區）貨幣價格大漲，帶動資產和金融品價格暴漲，居民消費品價格也水漲船高；而他們流走時，則是相反的暴跌。一方面，他們的力量如被利用得好，也曾刺激出美國IT業革命式的奇跡，另一方面，他們則會造成泡沫破滅后的一片狼藉。

　　然而，當他們的力量越大，他們流動的速率越快，他們對實體經濟和國際經濟穩定發展的破壞力就越大，他們對資源有效配置的間接幫助就越小，他們對實體經濟所創造的真實財富剝奪得就越嚴厲。

　　與此同時，他們以“超級過山車”般的投機暴利誘惑，摧毀著一個社會艱苦創造的實干精神。在這種零和乃至負和博弈中，極少數人的超額暴利是以洗劫絕大多數人的辛苦勞作為代價的。

　　這些投機資本的受益人非常少——他們智力超群，對人性認識深刻，英語是他們的工作語言，他們對金融知識和金融理論有著相當大的壟斷權利，他們往往自稱是“國際主義者”——但他們信仰的核心是“成者為王”，他們的核心價值觀中不在乎誠實，更沒有公正，只有自由——因為這可以使他們的“游牧民族”擁有更大的獵場；基于同樣的原因，他們敵視黃金和固定匯率制度。量子基金的索羅斯正是他們中的杰出代表，他對自己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行為從不懺悔。

　　他們的最大優勢是擁有巨大的資金流，金錢使得他們在世界各地擁有很大的輿論和政策影響力。并因為對金融知識和規則的相對壟斷，他們擁有很強大的蒙蔽和誤導社會公眾認知的能力——他們早就希望中國立刻實行浮動匯率和資本項目自由化了。

　　二、不同國家的價值取向和博弈能力

　　由于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其國家主力資本的屬性不同，會出現與其資本演化階段相對應的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偏好。或者說，在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的兩個極端之間，每個國家都有一個適合于自己的平衡點。相對而言，仍以實體經濟為主或仍處在傳統金融業階段的國家，會偏向于選擇固定匯率制度；而那些虛擬經濟程度越高的國家，他們實施并推動更大范圍內的浮動匯率制度和投資自由化的動機越強。比如，美國現在以金融虛擬經濟為主，它就要向全世界推銷其浮動匯率和投資自由化。而歐洲大陸的資本市場并不發達，他們甚至連最主要的交易所——泛歐交易所都賣給了美國控股，因此歐洲各國間采取了固定匯率制度——將歐元作為它們的統一貨幣。

　　當前“世界工廠”是中國經濟的主要特征，并開始向國際金融市場起步，因此，2007年5月的匯率改革是適宜的。我們的主要憂慮在于，中國儲備的黃金太少了，人民幣升值速度太快了，加息的節拍也越來越多。以此為源頭，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加速太快。一言以蔽之，我們越來越接近陷入國際投機熱錢所希望看到的路徑中去。

　　顯然，貨幣和匯率制度政策是不同利益集團、不同國家之間利益博弈的焦點，有著難以調和、甚至截然相悖的不同價值立場，從這種本質利益上分析，前三個討論層面中一些理論和現實的疑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貨幣和匯率政策最終的博弈結果，要取決于各方的博弈實力與技巧手段。不乏有人認為，中國的金融力量和國家實力遠不如美國等西方國家，因此，在外部壓力下，遲早要被迫實施浮動匯率和資本項目自由化。但筆者不以為然，因為當前國際經濟和金融的主要矛盾是歐元和美元的競爭，中國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砝碼，加上中國手上超過1.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國實際具有很大的投票決定權。況且現在美國深陷次貸危機，已面臨金融全面危機爆發的邊緣，急需中國的幫助。倘若中國能夠擺脫博弈對手的精神束縛，以平等自信的態度，敢于、善于博弈制衡溝通，進行對等的利益交換，爭取達成妥協共贏，是完全有可能在新的全球經濟和金融秩序中獲得重要一席的——這也是筆者2004年12月31刊發的《新三極演義：戰略的中國已經春暖花開》一文的主要思想。

　 （作者為資深財經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