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可能花相當的錢在固定資產投資上。這就帶出另外一個同樣嚴重而時常被忽視的問題，那就是國家辦企業、搞經濟必然偏重工業、輕視服務業。換句話說，所有制形式對產業結構有重要的決定作用，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經濟會側重高消耗型的重化工業，而以私有企業為主體的經濟中服務業會更強。其原因包括幾方面。第一，國有企業往往不是以利潤為目標，因此對市場的敏感度低，而私有企業為賺錢而必然很在乎市場的需求和需要，所以，前者受自上而下的行政意圖影響較多，后者主要受市場的影響。這就是為什么在1960年代、70年代，蘇聯和美國都在快速發展經濟、發展高科技，但到后來發現，蘇聯的高科技都用于工業和國防，基本沒有用于民生領域，更沒有用于服務業，可是美國的高科技遠遠更側重與民生相關的行業，服務業也最發達。中國國有經濟的經歷跟當年的蘇聯類似，在計劃經濟鼎盛時期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也只有工業、沒有第三產業，到今天，中國的產業結構還是重工業、輕服務業。第二，跟服務業相比，工業項目既可看得見，又往往規模宏大，是典型的形象工程，有利于政績評估。由于國有企業和政府主管單位看重的更多是政績而非經濟利益，工業的有形特征當然正中下懷。第三，工業制造技術已充分成熟、極易復制，并且工業生產流程比較“死板”，不需要太多創意，所以，相對而言，不管是國營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基本都能從事工業項目，工業項目遠比服務業更適合于官僚化管理。可是，服務業更需要對客戶、對市場需求有高度敏感力，需要更高的應變能力，這是一般國有企業所欠缺的。

　　從生產方的角度看，國企和民企有上述差別。從消費需求方的角度講，差別同樣很大。也就是說，如果資產財富由政府掌握、經濟收入通過稅收和國企也轉移到政府部門手里，由政府和國企來消費，那么，他們的消費模式、消費行為會帶動一些行業，促成今天我們熟悉的產業結構；而如果把國有資產、土地都“還產于民”，交給老百姓自己去消費、去再投資，那么，民間的消費自然會更貼近生活，更能刺激與民生有關的服務業的發展，由此演變出來的產業結構當然會更偏向第三產業。

　　所以，一個國家里同樣的起點資源，是由政府作為所有者和消費者，還是由老百姓作為所有者和消費者，這兩種安排會帶來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兩種不同的產業結構。國有經濟支持的是一種產業結構，私有經濟支持的是另一種產業結構。誰可以決定錢怎么花，最終決定該經濟的產業結構。實際上，過去30年改革的成就已經驗證了這一點，只是中國經濟的國有成分還是太高，而且已經在快速回升。

　　國有經濟妨礙法治發展

　　國有經濟分量越重，對法治發展的威脅就越大。比如，根據對幾十個國家做的研究，我發現，一個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為什么會是這樣？民營企業界的人對這一點可能有很強的感受，因為任何行業只要有國有企業介入，那個行業就難有平等競爭，也就難有法治。道理很簡單，國有企業后面的股東是國家，國家是惟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可以隨意修改法律法規、可以根據其意愿解釋法律和各種政策的機構。所以，有這樣一個掌握絕對特權的股東在背后，國有企業只要進入任何行業，那個行業的民營企業、合資企業、外資企業就沒法平等競爭了，即使有法律糾紛，法官跟國企是一邊的，同屬國家機構，法官就難以平等對待民企。更何況國資委還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們注意保護國有資產。有了這種特權企業在經濟中、在社會中行為，法治就得讓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