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租用房、限價房乃是政府的住房保障責任與市場嫁接的結果，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保障性住房。限價房雖然被冠以保障性住房的名號，但實際上地方政府不僅不需要投入，還能繼續收取土地出讓金及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等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所謂經濟租用房是廉租房的“衍生品”，但經濟租用房收的租金要遠遠高于廉租房，是市場化租金加上政府補貼后的結果。

　　顯然，盡管地方政府與有關部門不斷強調經濟租用房和限價房的優點，但從本質上而言，乃是政府推卸住房保障責任的一種偷梁換柱行為，由此，在一些地方，限價房變成了福利房，經濟廉租房增加了低收入者的負擔。因此，筆者之前多次呼吁中央重視這種愈演愈烈的“替代”行為，促使各級政府真正承擔起住房保障的責任。此次的政府工作報告在住房保障中未提及經濟租用房、限價房，表明中央顯然已經認識到了存在的問題。

　　需要強調的是，地方政府通過各種方式轉嫁住房保障責任的動力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可能繼續在“替代”方面做文章，以推卸住房責任——這是特別需要警惕的。

　　以廉租房為例。在中央強調加大廉租房建設力度后，一些地方將會增加廉租房的投入，但是，以何種方式投入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我們知道，廉租房大致有兩種基本形式，即貨幣配租(指對符合條件并已自行租賃住房的，按人口和住房面積核發租金補貼)和實物配租(指對符合條件的申請人配租一處廉租住房)。許多地方政府更傾向于選擇貨幣配租而抵制實物配租，果真如此，則可能使廉租房建設大打折扣。因為，我國許多城市根本沒有建設廉租房(截至2006年4月，尚有70個地級以上城市未實施廉租住房制度，有些地方雖然實行了，但廉租房數量很少)，得到貨幣配租的低收入者很難從市場上租到合適的房子，并且，將低收入者推向市場，會推高租金價格，進一步惡化住房民生問題。

　　由于新建廉租房既需要大筆資金投入，還需要政府無償劃撥土地，將減少政府在土地出讓金和稅費方面的收入，而如果實行貨幣配租，只需把土地出讓金和稅費收入中的一個零頭拿出來即可應付了事。這種潛在的替代性動力是值得警惕的。

　　目前，全國城鎮低保家庭中約有400萬戶住房困難，而截至2006年年底才解決了26.8萬戶，僅占6.7%。如果再考慮到人均建筑面積10平方米以下的近1000萬戶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廉租房需要承擔的保障責任更為艱巨。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重視廉租房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一定要強調推行實物配租，而反對那種所謂實物配租與貨幣配租要結合的說法——因為這種“結合”的結果是實物配租被貨幣配租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