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重視日常監控或風險管理中發現的蛛絲馬跡。從實務上講，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可以用先進的方法進行量化和評估，但操作風險卻很難用量化的方法去估測和監管。這就需要管理人員密切關注一些細節問題，包括經常對沖賬務、憑證不齊、附件缺失以及員工生活突然變得比較奢華等等。就法興案而言，雖然科維爾刻意規避內部監控，但銀行內部風控部門并非從未發現過異常之處。比如，法興的會計、風險等部門在科維爾好幾次超過風險額度時，就曾經發出過警報，但可惜的是，在科維爾制造虛擬的對沖交易之后，他們并沒有深究下去或開展像樣的內部調查。2007年11月，歐洲期貨交易所曾針對巨額交易向法興發出警告，但同樣沒有引起銀行管理層的足夠重視。另外，法興銀行在監控風險時，傾向于重點關注特定時間段的交易凈頭寸風險，對交易員的交易規模尤其是單邊累積的規模重視不夠，應該說也是科維爾得以蒙混過去的原因之一。

　　其四，管理層面對下屬機構或人員的巨額盈利及優異的業績應當保持足夠的警覺性。盡管科維爾作弊的手段很高明，但從銀行風險控制的流程看，本案迄今為止仍有許多不可思議之處。按常理來說，會計或清算部門在結算資金時，不僅會核對銀行內部的交易單據，還會收到交易對手的交割清單和交易所要求繳納保證金的通知，并逐一核對交易時間、金融產品名稱、交易金額及成交價格等要素項，完全一致后才能記賬或劃撥保證金。銀行不良職員要篡改內部交易記錄或許還能找到捷徑，但想偽造交易對手和交易所的對賬資料，難度應該是非常大的。一個合理的解釋是法興銀行內部對科維爾的部分越權行為有可能是知情的。不僅如此，由于科維爾2007年大筆做空歐洲股票市場，并在當年底為銀行賺取了高達20.3億美元的盈利，因此，不能排除法興內部有人樂觀其成或者在巨額盈利面前喪失警覺的可能性。有趣的是，科維爾的違規問題實際上已經延續了比較長的一段時間，但在巨額盈利的掩蓋下卻一直未暴露出來；而從今年初到1月18日，僅僅相隔十余個工作日，由于賭錯邊誘發了巨虧，科維爾的丑行卻迅速被揭發出來。這就難免引起了外界的許多聯想。

　　我國的金融創新應更穩健

　　需要指出的是，在優良的業績面前對潛在的風險喪失必要的警惕性，同樣頻頻發生在中國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中。比如，在巨額投資收益面前對資產泡沫所帶來的風險估計不足；在貸款高速成長的形勢下，對宏觀經濟周期變化所帶來的風險認識不清；對攬儲高手可能隱含的違規甚至不道德行為缺乏深入的了解；以及對表面上盈利率較高的企業不停地發放貸款，但對其財務真實性卻明顯重視不夠等等。所有這些對金融機構的健康成長都是不利的。法興事件再次敲響風險管理的警鐘應當說是正當其時。

　　最后，從銀行微觀經營以及政府部門對金融市場宏觀管理的角度看，法興事件給我們的經驗教訓都非常深刻: 那就是對金融衍生產品的巨大破壞性，無論企業還是金融監管部門都應當保持非常清醒的認識。盡管銀行貸款的信用風險對盈利的影響非常明顯，但類似于衍生產品那樣，可以因為一個人的交易而導致巴林銀行倒閉，法興銀行全年的經營業績化為泡影的典型案例仍然證明，金融衍生產品除了對沖風險以及成為套利工具外，其危害性也是極其巨大的。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際炒家在拋售港元、拋空港股現貸的同時，大量應用匯率及指數方面的衍生產品(比如大規模買入認沽期權)，對香港金融市場已經產生威力無比的殺傷作用。正因如此，我們認為，我國在推進金融創新時，步伐應當邁得更穩健一些，對相關產品的潛在風險應當估計得更充分一些。也只有這樣，次按風暴和法興銀行事件才不會在中國重演，我國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才能得以健康、持續地發展。

　　(作者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本文不代表作者供職單位意見)